提起日本战后体制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人们一般会将其归结为清除战争遗毒不彻底，而不彻底又主要被归结为二点，一是麦克阿瑟出于维稳考虑未将天皇这个发动战争的最大责任主体废黜，从而导致日本国民无法彻底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二是冷战爆发导致美国放松对日本的压制，从而令其军力又渐渐恢复起来，而这在日本当权阶层未能或不愿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背景下，自然不能令其亚洲邻居心安，进而也妨碍了其获得正常国家地位。
这种观点自然是有道理的，但过于围绕政治和军事面向来关照日本战后体制的演变，而忽略这种妥协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所造成的影响。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其《创造日本：1853-1964》中对日本战后体制的社会和经济面向着墨甚多，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观察视角。
在伊恩·布鲁玛看来，其实在麦克阿瑟“激进”的反封建改革阶段，就为日本战后体制打下了基础。麦克阿瑟身边的罗斯福新政主义者相信，私人大企业也就是所谓带封建色彩的财阀是日本帝国主义产生的元凶，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从家族所有者手中夺过来。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在二战期间通过战时统制经济不顾财阀的反对将其公司并入了战时经济，美国左派的所作所为不经意间赋予了通产省这样的机构以很大的权力，而这些机构官僚阶层的中坚恰恰是二战期间管理经济的少壮派。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战后民选政治家很难驾驭官僚阶层，无法在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占据一个超然的协调者的角色，而更多沦为替企业利益进行游说的掮客，这对后来日本政治的腐败埋下了伏笔。而另一项反封建大业即将土地从大地主转到佃农手中的土地改革，不仅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农阶层，还连带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帮助保守派占据着执政党地位。在伊恩·布鲁玛看来，这是因为负责实际策划和执行土改的是日本官僚，而他们大多是保守派。其实，日本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曾经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农政官僚已经着手推行扶助佃农打压大地主的政策。
因此，美国人的反封建方针等于是延续了二战期间日本已经产生的经济重组趋势，而这种重组的得益者无疑是二战期间的带有计划主义倾向的少壮派，然而他们的政治倾向又是保守的。换言之，美国人有意无意间令战前和战时体制中的官僚阶层重新得势，而又替他们清除了来自军部与政客的束缚与干扰。
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内因为冷战而发生的政策转向更为日本的保守势力提供了加持。乔治·凯南等强硬派认为，是时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复苏日本经济。1949 年作风强硬的美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被派往东京执行旨在抑制统治平衡预算的“道奇计划”。根据道奇的方案，日本工人和消费者应为此做出牺牲，不得动辄发动罢工。如此一来，日本左翼势力就受到了相当的打压，而一个由官僚、政客和大企业领导层构成的新精英阶层趁势一举取得了主导权——令不少自由派人士忧心忡忡的是，这个新权贵阶层与 1920 年代的旧精英是在是太像了一些。
其实怀抱改造日本“文化基因”理想的麦克阿瑟本人，对这些趋势的发展并不是完全赞同，他尤其对日本自卫队的成立不满。在伊恩·布鲁玛看来，自卫队是华盛顿方面违背麦克阿瑟的意愿，并罔顾其有违“和平宪法”的事实，执意强塞给日本政府的。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曾经和华盛顿方面周旋了很长时间，他还在 1948 年公开表示这么做会违背他的原则，会让美国人在“日本人民眼中显得无比可笑”。
按照伊恩·布鲁玛的说法，即便上头盯着麦克阿瑟，要他责成日方组建一支国家警备队，他却依然念叨着日本应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虚与委蛇，能拖则拖，直至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拖无可拖。
在麦克阿瑟因在朝鲜战争作战方针上与杜鲁门不和而被撤职并离开日本后，杜勒斯前往日本冲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施压，希望日本建立一支三十五万人的军队。担心此举会导致日本社会动荡甚至陷入大分裂的吉田对此一要求坚决抵制，成功把自卫队的人数控制在七万五千人。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美国将无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驻军的权利，日本承诺将来会承担起本国防务的责任，但未给出具体时间。
1951 年 12 月，美日两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结果：左翼势力对《美日安保条约》将日本捆绑到美国战车上甚为不满，而右派则对日本的有限主权深感失望，由此导致的日本社会分裂持续至今。
伊恩·布鲁玛指出，对此一分裂局面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于 1957 年当选首相的岸信介认识最为深刻。岸信介认为，只要对宪法和安保条约无基本共识，日本政坛就会深陷激进左翼和保守党派之间的纷争，而日本国民对激进左翼的忧惧，将导致保守党派长期独揽政权，这极易造成腐化。
岸信介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两个保守党派相互制衡的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修改“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然而，他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分歧，进而间接促成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体制”长期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麦克阿瑟、道奇、战时少壮派官僚和保守派政客的折冲樽俎之下，日本实现了从战前“国体”向“自民党体制”的过渡。而在日本大企业、华盛顿冷战势力、重新得势的旧官僚阶层和一个有利于农村保守地区的选举制的共同作用下，自民党打造了一个运行数十年的强大政治机器，来自建筑公司、黑帮、实业界和贸易公司的政治现金以及中情局的资金，通过一个利益勾兑的网络，形成一个川流不息的金权政治运作体系，并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将国民的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
客观而言，自民党体制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系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财富的增长和相对公平的分配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社会分歧，然而 1990 年代开始的经济泡沫的破灭和贪腐丑闻的层出不穷，令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日本战后体制内含的民主化不足、透明度不够和因循守旧等缺陷，并试图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然而，此一努力迄今仍未能取得令日本民众满意的效果，而自民党安倍政权试图通过修宪来凝聚日本人心的举动，则因为历史问题认识方面日本与周边国家始终未解的分歧，而有可能造成新一轮日本国内外的不安与扰攘。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迄今仍未走出所谓的战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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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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