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下旬，上海首届“创新创业世界博览会”（WIEE）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开幕。创博会将持续一年（10 – 12 月暂停开放）。一年当中，将举办各类论坛、讲座、展览、创意文化交流活动。

创博会的重头戏是开幕周的论坛活动，不少与设计相关的学界和业界嘉宾出席。包括认知科学领域的唐纳德·诺曼（Don Norman）、《连线》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来自 MIT 媒体实验室（Media Lab）的肯特·劳森（Kent Larson），以及来自宝马、阿里巴巴等公司的负责人。

5 月 20 日是同济大学建校 111 周年，创博会也被视为献礼校庆的一部分。111 个创博会的合作伙伴用集装箱建成主题馆，在嘉定校区的东侧展示创新创业成果。

同济设计创意学院承办了此次活动。“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想象力，而设计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我们办这个活动，请了各种各样的人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机会，把设计或者设计思考问题的方式扩展到更多的其他领域以及公共视野当中。”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这也是为什么办的规模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如果）只有一群做设计的人讨论设计那就自说自话太无聊了。”

创博会除了开幕周的活动之外，还有四大板块的内容：“创新创业主题展”、“创新创业暑期嘉年华”、“全球未来主题周”和“浦江论坛系列活动”。

主办方将论坛的主场设在了一个硕大的气膜当中，取名“智汇云顶”。当天的开幕式上领导致辞、以及来自众多合作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设计团体、企业、地方政府）的致辞一样不少。四天的开幕论坛主题包括未来趋势、城市科学、未来教育和城市艺术。

其中“城市科学”这一场可以称得上 MIT 媒体实验室的专场，实验室下属的城市科学组（City Science）的成员轮番上台演讲，主题涵盖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出行、居住、食物、能源等。“智能”、“算法”和“优化”是主旨演讲中的高频词。

不过，这不代表大部分演讲者们赞同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恰恰相反，“城市规划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肯特·劳森（城市科学组的负责人）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主管的人们）习惯于过去几十年的惯用做法……这是城市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MIT 媒体实验室带来了一个由两个集装箱叠起来组成的展馆，中间去掉隔板，形成了一个层高很高的空间——这是劳森的“灵机一动”；这个展馆也是此次创博会最大的单一展馆。他们带来了与城市建模、模拟和预测相关的设计案例，以及一部无人电动自行车（PEV），后者可以根据已有的自行车道完成自动驾驶，载人或载物都可以。团队希望这可以成为未来另一种出行方式，比汽车更便利、更环保。

宝马提供的则是另一种思路：“总要有人生产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兼 CEO 高乐（Jochen Goller）在演讲中展示了一部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将带来哪些出行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语音呼唤汽车出库到位等候、联网的导航系统自动分析前方路况从而选择路线、如果路况不错且有兴致司机可以自主驾驶一段、需要开会发邮件则切回自动驾驶、达到目的地后汽车自动找寻车位届时再返回接人……

不过焦虑还是存在的：“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创造未来”——因为“人类出行方式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十字路口”，高乐提到，“届时游戏规则势必会被改变……中国在这场变革中将会是引导者。”

不只是出行，在许多创新领域，工业的、城市的，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的嘉宾都多次提到中国或者中国市场在未来创新领域的引导地位。“工业 4.0 ”、“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是其中的高频词。

“如果中国的创新教育、创业精神可以持续下去，那它是可以成为引导者的”，前阿尔托（Aalto）大学校长、现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长图拉·泰里（Tuula Teeri）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世界范围内，我们（欧洲）需要革新，中国需要的是创造，非洲可能是重建，美国现在在走下坡路（指特朗普）。这并不是一个谁赢谁输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重新开始（start over）”。

怎样“重新开始”？教育一定是重中之重。

“好的教育，总体教育水平比较高。好的教育可以推动创新。以前占据那么大比重的诺基亚突然垮掉之后，许多人开始自己创业，自己开公司——（只有）当你达到那种教育程度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泰里说。

阿尔托大学在 2010 年成立，由三所建校超过 100 年的专业性大学组成——分别是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和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

据泰里介绍，他们在建校初期就开始与同济大学合作，在 2010 年世博会期间，有 100 名艺术学生一路坐火车来到上海、同济，建立了他们的第一间国际“设计工厂”，邀请业界的人带着现实问题过来，学生们从设计的角度尝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将设计、工程和商业结合起来。”泰里说。目前，阿尔托在世界各地有了 13 间这样的“工厂”。

这种机构间的合作往往人的因素很重要。

娄永琪与欧洲高校，包括芬兰、瑞典和意大利的几间高校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和教职联系。他婉转地表示：“（虽然）不能这么说，（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大家不会因为 institution （机构）连在一起，最后到底还是人和人，谁和谁合作，而不是机构和机构合作，尽管他们合作的过程可能留下了很多机构的故事，但到最后人还是关键。”

学校之间的合作是热闹且明显的，不过创博会上，来自业界的合作方的“存在感”似乎就要低一些，他们的声音主要在论坛上，而不是展馆内。这可能也与学校创新教育和业界创新之间始终存在一段距离有关。一位来自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从四平路校区来到“遥远”的嘉定校区，“主要还是想看看行业内在发生什么，毕竟学校学的跟这些还是（有些距离）。”

“当你计划将想法落地的时候，你会去开一家公司，而不是进入学术界”，劳森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你可以选择跟一家已有的公司合作（或者不），可以选择先做而不管有没有批准——就像摩拜和优步做的那样，也可以选择先跟政府合作，取得批准，但我们（实验室）做的没到那个地步。”

同时，“设计民主化”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面向。

克里斯·安德森在演讲中强调了“民主化”、“开源”、“业余爱好者”、“ DIY ”及“平台”对于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这种开放性和“民主化”也是唐纳德·诺曼所看重的，他在演讲中提到“传统的设计是为了制造，而 21 世纪，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设计。”

“大的策略应该由政府来制定，而具体的细节，楼要怎么建，路要怎么造——政府当然也可以来决定——不过当地那些会因此受到影响并且有实地生活经验的人能更好地知道怎么来设计。这是问题所在。”诺曼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他接着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你们有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也有广阔的乡村，如果你走到乡村，你也会遇到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们，他们能够自己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专业人士可能不愿意见到这些，但（我想）为何不把这些（来自广大民众的）创意分享出来，鼓励这种创新，这就是我想做的。”

摄影 / 张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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