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了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草案（ICD-11），预计于明年 5 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颁布，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WHO 将这种障碍定义为一系列持久而反复发生的行为，包括对游戏行为（gaming）的控制能力下降、把游戏置于生活和日常活动的优先地位、在玩游戏产生负面影响后仍然坚持游戏。这些行为模式被认为将“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其他功能领域”的严重受损。它需要至少 12 个月的观察才能确诊，除非病患满足上述所有标准且症状严重。

欧洲游戏开发者联盟（EGDF）、加拿大娱乐软件协会、巴西游戏联盟、南非互动娱乐、互动游戏与娱乐协会、欧洲互动软件联盟、韩国游戏协会、美国 ESA 发表联合声明，WHO 的决定暗指游戏产业，将会导致“道德层面的恐慌和对诊断的滥用”，况且 WHO 似乎并未将驳斥该决定的诸多学术证据考虑在内。

“横跨多个类型、设备和平台的电子游戏被全球 20 亿人安全地享用，它的教育性、有益健康和娱乐价值被世界公认。因此我们为 WHO 将游戏障碍列入 ICD-11、无视来自医疗和科学界的反对证据而感到忧心。

将其列入疾病的证据如今仍然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且没有欠缺说服力……我们希望这个产业的支持者能够持续发声，避免 WHO 这一可能造成不公正引导的举动。”

WHO 谨慎地没提到“上瘾”，而是用了“障碍”一词取代，尽管多数新闻标题还是宣称“游戏上瘾是真实存在的”。

对此，英国互动娱乐联盟（UKie）指出，“为了标题点击率把游戏扔到前线总是简单的，它在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发生，从游戏暴力影响行为（是错的）到开箱赌博。游戏行业是自我约束的、可持续发展、并对玩家负责的……游戏当然是被设计成强说服力又有趣的样子——因为他们想让你回头再来玩——但你敢跟我举例有哪家商店或哪个品牌不在想同样的事情吗？”

在学界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决策，基于的证据弱而没效力。

WHO 对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太过宽泛，它没有明确说明是哪种游戏、游戏的哪种特点可能让人上瘾，它只是简单说明有的人玩游戏太多。牛津大学网络学院的心理学家 Andrew Przbylski 说，这个标准和“游戏”没有一点关系，“你可以轻易把 gaming 这个词换成任一个词，比如‘性’或是‘食物’或是‘看世界杯’……这样可能导致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病态化。”

多名学者早在 2016 年底的一期《上瘾行为》期刊里发表了致 WHO 的公开信，反对它将游戏障碍列入 ICD-11，主要原因是“游戏障碍”在学界根本站不住脚，学界既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在相关领域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低质量”的——没人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患有游戏障碍、论文收集数据的方法可疑（他们通常在自助论坛和游戏论坛收集数据，被形容为“仿佛在针头回收中心问别人海洛因有多流行”）、很多研究将游戏障碍和“网瘾”搞混，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共通的学术问题是，科学家们总是喜欢在数据里找出自己期望的结果。

公开信指出，将所谓的障碍“正式化”，即便只是草案，也有太多的负面影响。对于电子游戏在道德层面影响力的恐惧，可能会导致对于临床诊断的不成熟运用，以及更不成熟的治疗方案。将一种日常行为病态化，对人数急速增长的玩家社区有害无利。

将游戏污名化还会导致更多的错误概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 Carras 指出，最近一篇文章就在暗示这种诊断可以帮助预防校园枪击，似乎是在说游戏造成了大规模枪杀案。“那些不了解游戏的人会恐慌，然后说出了这些言论，造成了家庭冲突、那些根本不需要被治疗的孩子被带去治疗”。这种诊断将成为控制和约束儿童的理由，就像在很多国家发生的一样，引发进一步的、侵犯儿童人权的生理和精神虐待。

学者们更关心的是，一旦官方定义了一种新的障碍，那么研究者可能会停止做必要的有效性（validity）研究，或是为行为上瘾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整个领域的研究会走向一种确定性（confirmatory）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探索性，而人们恰恰需要用探索型思维来理解其背后的机制。沿着定性思维做研究，可能是对资源的浪费。它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关注的家庭教育、媒体宣传等领域转移，让真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另一种观点是，越来越多的人把消遣耗在了数字领域，让另一些人感到不理解，进而将之“非正常化”。UKie 总结，“就因为你不了解为什么人们在数字世界耗时间，而不是睡觉或是看书或是看电视，这也不意味着一种（消遣）就比另一种糟糕。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去除那种‘实体优于数字’的优越感”。

题图来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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