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北京共产生了约 900 万吨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万吨。这个数字还将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是确切地说，这 900 万吨里并不全是“垃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回收价值的“废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据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环境史硕士、环保 NGO “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估计：“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环保理念和政策都领先全美的加州，这个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说，这得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从 2013 年开始研究中国回收产业的维也纳大学学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调研中发现：在北京，这个“非正规部门”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废品，占城市全部废品总量的 74%。此外，它还回收了中国 60～80% 的电子废弃物，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撑起了这个正规产业。

潘介明发现，这个部门为政府节省了巨额财政开支，这在 2010 年是 4 亿人民币，2014 年达到 8 亿。而这还只是算了垃圾处理费用，若是把减少污染和节能降排考虑进去，节约的开支就更多。

这个没有编制，没有预算，没有工商执照的“非正规部门”，与政府旗下的环卫体系一起，构成保持城市清洁的两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来，这条非正规支柱却因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原因不断萎缩。而据潘介明统计，在 2011 年巅峰时，北京非正规回收部门的从业人员达到 30 万，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经急剧跌落到 15～17 万。根据陈立雯的调研，到 2016 年的时候，约一半北京骑板车的回收者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

当他们纷纷离去时，环卫部门的垃圾清运和处理量也在持续上升。陈立雯掌握的一个来自北京市环卫部门的数据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长率”达到 3%，这些没有人口和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废品。与此同时，被回收的废品的种类也在减少。

当每年数以百万吨计的废品因为得不到回收而进入城市的垃圾处理体系，它们被填埋、焚烧，或误入厨余堆肥场，将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同时，它们也失去了成为再生资源的机会，这让国家大力倡导的追求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无从谈起。

2017 年 7 月，中国政府宣布逐步减少进口固体废物（“洋垃圾”）的种类和数量。对循环经济产业来说，这既可以是危机，也可以是机遇。如果此时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国内的再生资源产业链或可贯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么中国未来处理自己废品的能力将成为问题。海量的废品，将重归垃圾。

在谈及影响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其中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个退无可退的行业

晚上 9 点多，骑三轮收废品的何兴元与妻子回到住处，把板车停好，开始做晚饭。这是村里的一间用石棉瓦和铁皮搭成的简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块。冬天的时候，墙面会结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兴火灾之后，两口子就被从北京东五环外定福庄一个小区的地下室给“清理”了出来，他们搬来了一路之隔的村里。这间简易棚，就搭在房东自家屋后。可是，现在就连房东们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为“违章”而被大规模拆除，何兴元夫妇完全没把握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为房子嘛。特别是一大家子的，带着孩子，有的还是两个，很难找到房子，就自动走了。你看街上拉废品的车就能看得出来，少得多了！” 何兴元说。

李建军也留了下来，不过他的难处有所不同。见面的时候，他正在朝阳循环产业经济园卖废品，可他家却住在通州。他说原来在朝阳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里不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离朝阳熟客多的小区十几公里之遥，每天骑个三轮车，大把的时间花在路上。

哪怕侥幸没有被“拆违”影响到居住，货源也因它成了问题。吴东进父子在东五环外定福庄西街社区租有一间平房，门前挂块“收废品”的纸牌，安营扎寨，定点回收。这一带商铺多，还有一个老小区，过去生意好的时候， 2～3 吨的轻型卡车一天能装一车。但从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开始频繁上门，不允许外出回收，禁止门前堆放废品。8 月，附近街道开始“环境综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区也开始清退违建，不少隔断房的租户搬走了。现在，父子两三天才能收一车，只赚几百，远不如前。

河南人王超从事回收业十年，这几年在海淀和昌平各经营一个小型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专门向周边 10 公里的拾荒人和像何兴元、李建军、吴东进这样的商贩收购废弃聚乙烯膜。他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十九大”之后，全北京就只剩下二三十家废品回收市场了。往前倒推一年，给他的昌平中心供货的还有 100 多个人，到“十九大”快开时，他们差不多都回了老家。到了今年，听说人口管理略微松驰一些，一些人又回来了，但现在给他供货的也就 30 多人。

这些勉强留在北京的非正规回收从业者的处境，反映的还只是 2017 年末以来这个行业受到的最新一波冲击，但它遭遇的坎坷却由来已久，更多人早在 2017 年以前就已经离开。

陈立雯曾在一篇题为《废品回收何去何从》的文章中勾勒出这个行业的构造，和它多年来的兴衰沉浮。

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来自河南、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工逐渐替代了由全国供销社建立的“废品回收站”网络所代表的国有物资回收体系，成为这个产业的主力。

在这条产业链的上游，有的人徒步游走于社区内，从垃圾堆里翻捡废品，被称为“拾荒者”；有的人骑着三轮车或开着卡车，面向居民和拾荒者收购废品，被称作“游商”。

在他们的下游，是王超这样的“座商”。他们曾经聚集在北京 200 多座位于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一些大型的市场，比如当年昌平的东小口和东三旗，“座商”摊位数都达上百。通常每个摊位占据平房一两间，既用作经营，也是经营者一家的住处。摊位的经营范围都高度专业化，分别收购金属、电器、塑料、纺织品、纸张、玻璃等不同废品，哪怕同样是塑料，也还有进一步的细分。座商买下废品后继续分拣，打包卖给下游的再生资源企业，用于生产再生材料。

但是多年来，在各种市政动迁中，这些市场节节败退。80 年代，它们在三环周边， 90 年代，来到三、四环之间，2000 年之后，已是五、六环之间。再往后，就退无可退了。2012 年，全北京的 200 多家市场开始被大批拆除，拆到 2016 年已经所剩无几。除了拆市场，2014 年废品回收和批发还被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名录》的禁止新建和扩建之列。这意味着老的被拆之后，新的也不再出现。

每推平一个市场，就有一批人离开。据陈立雯的观察， 2016 年之后，不仅北京市区近一半骑三轮车回收人员离开了这个行业，20% 左右的“座商”也转行从事其他服务业，或者离开北京。

2017 年的“十九大”和 “11·18” 大兴火灾之后的那场清退，继续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成就了何兴元夫妇、吴东进父子、李建军和王超们当下的处境。

萎缩，不仅是因为城市的排斥

但这个非正规回收部门的萎缩，并不全是因为城市对它的排斥。在城市以外、产业链更下游发生的事情，也给它带来深远影响。

陈立雯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北京的大多数废塑料、废纸、废金属、玻璃和纺织品都是送到临近的河北和山东处理。其中塑料的再生利用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主要是由位于这两省的家庭式作坊式企业完成的，这些位于乡村的作坊在处理中存在水、空气和土壤污染问题。2011 年 7 月份，北方最大的塑料再生利用基地——廊坊文安地区的硬质塑料分类和清洗产业因为污染被政府全部关停，只保留了部分造粒作坊。在大的环境治理背景之下，各地政府纷纷选择自保，不愿为外地废物的处理而牺牲本地环境，多年来持续关停这些小企业，让它的从业人员减少了 80%。

陈立雯认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全局观——从总体上看，生产再生材料的污染要远远小于生产原生材料的污染，关键是控制污染而不是把它们关停。应该有区域性的统筹规划，比如：既然北京不能搞，那么如何补偿河北？

下游再生资源行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廊坊文安的废塑料处理产业在 2011 年被关停的时候，北京聚丙烯和聚乙烯的价格直接从 3 元跌到 1 元以下。

大的市场环境也十分严酷。2008 年的金融危机，让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都出现滑落，很多至今仍未回升。比如混合塑料的价格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 3 元多，降至 2016 年的 1 元左右。由于再生塑料的价格与原生塑料价格紧密相关，两年前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让废塑料价格进一步下跌。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同时给再生资源和废品回收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在 2015 到 2016 年，再生铜、铝和铁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16%、26% 和 44%。潘介明在 2016 年对回收业者的访谈中了解到：2014 年后，仅纸张和硬纸板价格未受影响，其他各类废品的价格均有下跌。

在仍未复苏的市场条件下，另一项政策的出台，可能让国内回收产业链全线崩溃——那就是停止进口“洋垃圾”。

去年 7 月，中国政府宣布从年底开始逐步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进口数量。在大多数媒体和公众看来，这是件“扬眉吐气”的事情，中国终于开始拒绝替别人背负环境代价。可是这对那些有资质的大型再生资源来说却是一场危机。因为“洋垃圾”一直是它们重要的生产原料——“洋垃圾”中商业源和工业源废品比例高，不与有机垃圾混合，其生活废弃物也较少与有机垃圾混合，因而更干净，也就更有利于加工。

其中一些企业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内的废品市场。“座商”王超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这项政策落地后，近一年来，正规的再利用企业变得更愿意向他拿货，价格也有所上升。

但陈立雯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由于国内外废品原料都在减少，更多的企业正在向东南亚转移，下游产能的丧失将让上游回收行业崩溃，最终使中国自身的废品处理能力衰竭。到时候，中国的废品，将只能当垃圾处理。

“正规化”尝试至今未果

很少有人会怀疑废品回收行业的环保和经济价值，只不过对该由谁来做、如何做回收，存在不同的理解。把回收行业正规化、现代化，对它进行“产业升级”的设想，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也至今未见成功。

陈立雯在南加州大学环境史系的导师 Joshua Goldstein 从 1996 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废品回收体系。他发现在 2000 年前后，中国政府就曾想建立一套政府回收体系，替代已经成型的拾荒体系。但是随着城市垃圾量的快速增加，和收容遣送制度 2003 年的废除，由拾荒人构成的回收体系越来越高效和完善，出于成本考虑，政府默认了这种模式。

2008 年，商务部开始尝试在各地区建立定点回收企业、建设回收网络。当时的口号是“规范前端、物流配送、专业分拣、厂家直挂”。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建设归建设，建完之后配套设施、管理和政策却完全缺位，因而这套体系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Joshua Goldstein 在今年 3 月在北京的一场讲座中说，在他长达 20 多年的研究里，没有找到任何政府关于非正规回收业的统计数据，主管部门对这个行业没有基本的了解，因此政策也就脱离现实。

去年 12 月，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则新闻， 称“脏乱差”的社区废品回收小贩终于要被专业的资源回收公司取代了。屏幕上，穿着制服的年轻回收工作人员用手机 APP 接受居民预约，微信转账付款。画外音强调：社区环境再也不会被“脏乱差”的小贩破坏了……

“他们是非常有序的，是不懂的人在说他们脏乱差”，陈立雯说，她把废品回收称作“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活”，因为废品种类非常多样，光是硬质塑料就有几十种不同的材质，而再生利用的前提正是对纷繁的材料进行精细分类——这是非正规回收部门最大的优势。

她还认为，他们给人造成“脏乱差”观感的另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用地不稳定，因此缺乏足够的基建投入让一切变得整洁。

王超则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由企业搞回收的成本会非常高昂，让它不可持续。他认为在行业整体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回收行业如果还能点挣钱，就是因为“把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还有一种尝试，号称想借“互联网+”的东风，让这个行业“现代化”起来。

“R 立方”是北京一家致力于促进资源回收利用的社会企业，发起人张淼曾研究过近几年出现的各种废品回收类 APP。其中有一类是通过手机预约个体废品回收者，比如“废品大叔”、“回收哥”、“拾起卖”和“帮到家”。但是这些 App 对于个体废品回收者的吸引力和约束力都不强，因为废品回收很讲究区域划分，使用 APP 对这些回收者的收入增加影响有限。另外受整体政策环境影响，人员流失非常大。

另一类 APP 直接聘用回收员，其中最著名的是业务主要在北京开展的“再生活”。它2014 年 9 月上线，经过了多轮千万级融资，2016 年底注册用户 25 万，覆盖北京1000 个小区，日活用户 2 万。却已经在 2017 年 10 月停止运营。张淼认为它没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上门回收的人力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与扩张太快也有关系。

而做得相对比较成功的几个，比如“绿色地球”，则依赖政府购买服务来支付运营和设备成本，并且通过政府实现区域垄断。另有几家，目前只面向企业和学校，实现集约化，个别只回收纸类。

垃圾分类远未成熟，填埋和焚烧各有短处

如果城市拥有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或许回收行业并非必不可少。事实上，近年来政府也在推动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之间的“两网融合”，试图实现垃圾分类后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只是，我们的垃圾分类还远没有发展起来，已经在开展的社区垃圾分类，也往往止步于转运站。

北京市在 2009 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建设了一批焚烧和堆肥设施。2010 年，又启动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工作，试图将厨余垃圾分出来，从而更有利于垃圾焚烧。

可是陈立雯在 2010 年考察奥运村附近的大屯垃圾转运站的时候，发现在市区被分类回收来的垃圾，在那里被重新混合，然后运往北边 20 几公里外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处理，其中一部分被送入新建成的堆肥厂，重新经过机械筛选后作为“厨余垃圾”发酵堆制。她每次去看这个堆肥项目，都发现堆出来的“肥料”中混杂着大量塑料和其他垃圾。大兴区南宫的垃圾堆肥厂也是如此。

今年 6 月初，陈立雯再次考察阿苏卫，只见垃圾堆体变高了，填埋区变大了，日焚烧量达 3000 吨的焚烧厂已经建成，灰渣的堆填区也已开辟，可就是不见垃圾分类方面的改进。这种城市垃圾分类，被陈立雯称作“掩耳盗铃式”。

她在记录这次考察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拿出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和努力，来改建目前的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体系，可能会事半功倍。”

既缺少高效的废品回收体系，也没有成熟的垃圾分类，那么数量庞大的废品基本都只能随垃圾一起，进入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而这两种处理方式有着各自的污染问题。

就填埋而言，以安徽省为例，环保 NGO 芜湖生态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徽殇》的研究报告指出：该机构调查的绝大部分填埋厂不仅无法达到渗滤液处理标准，而且存在渗滤液外溢污染周边农田和污染地下水的现象，有些甚至直接通过城市管网排入淮河。一些填埋厂管理粗放，构成公共卫生隐患，垃圾堆上放羊，厨余垃圾被周边居民捡回家喂猪……

而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二恶英、呋喃等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全部污染物种类有成百上千种。由于中国生活垃圾不分类，里面有大量有机垃圾，因此含水量高，致使垃圾焚烧处理需要添加大量煤炭和柴油作为助燃剂。这带来大量飞灰、更高的碳排放和更多的有毒物质，让“垃圾焚烧发电”名不副实。而炉渣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它们的体积相当于原来垃圾体积的 20%，而且剧毒，仍然需要填埋并会产生渗滤液。因此有人建议将炉渣封存，等到未来技术成熟后再行处理，待遇好似核废料。

更大的问题恐怕在于，我们甚至不清楚身边的垃圾焚烧厂在产生多大的污染。

2016 年 7 月，芜湖生态中心和自然之友联合发布了《231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与污染物排放报告》，指出全国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不力，普遍存在超标行为，而且政府对肆意超标排放却没有相应的惩罚和整顿措施。

托举“城市生活的托举者”

现在王超最希望的几件事，首先是能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他从去年 12 月起就开始办营业执照，一直拖到现在且遥遥无期，这在回收企业中是普遍状况。其次，他希望未来能有固定的经营场地，不再被赶来赶去。第三，他认为政府应该对低价值的废品，比如玻璃、塑料袋等等的回收提供补贴，以确保这些废品会被回收。最后，希望政府可以得到政府补贴，来购买分类、打包设备和运输车辆。

至于为什么这个行业有资格得到公共资金的补贴，王超认为这是因为“它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价值远远大于经济价值”。说到这里他又加了一句：“希望社会不要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陈立雯把这些个体、“非正规”的回收业者称作“通过辛勤的劳动托举城市生活的人”。她认为，对他们的管理应该采用备案制，让他们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内开展工作，允许他们使用其中的场地设施来整理、堆放废品。政府应该协调他们与物业、居委会、城管的关系，一起“好好对待他们”。她还有一个设想：通过某种机制，让他们进入小区指导居民开展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需要真正的公众参与，而中国目前的垃圾分类公众教育仍然十分不够。这些“拾荒者”，变成真正的“垃圾分类专家”。

长题图为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者 摄影：陈立雯，banner 来自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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