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上影节最有趣的一场活动。尽管冠名为“金爵奖主席论坛”，但实际内容却是评委会主席姜文携剧组的摄影师、剪辑、编剧、制片和演员谈论他的第六部电影《邪不压正》的拍摄故事。虽然在一开始就确定了要谈“创作干货”的基调，但是谈话还是不可避免地夹带了花絮和更私人的故事，气氛轻松。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所著的小说《侠隐》，背景设定在日军侵华前的老北京。归国的习武少年李天然（彭于晏）心怀一个复仇计划，又被卷入了间谍阴谋，“如同李小龙闯进了谍都卡萨布兰卡”。

剧组首先澄清的一个谣言是“传说姜文拍戏没剧本，剧本都是现场写的”。编剧组的孙悦说，他们在开机一年前就有好几稿非常成熟的剧本了，但是拍摄过程中编剧要始终跟进，每场戏拍之前要不断地改，“一场戏直到演员把台词说出、在摄影机真正拍摄下来之前，你永远是有时间来修改的，永远都有更好一点的空间。” 在拍摄上一部作品《一步之遥》时，他们曾经把一段 20 秒不到的过场戏的剧本，从 56 个字精简到了 32 字，虽然看起来字数缩水了，但他们认为改动后的节奏感丰富，更“脆”、气息更好。

摄像师也需要全程跟进剧本。曾担当《寻枪》和《一步之遥》的摄像师、第二次和姜文合作的谢征宇说，从故事的起源（比如小说版权被姜文买下）、改编成电影剧本一直到最后拍摄完上映，摄像师也参与了每一步，“可能没有一个摄像师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他每天到了片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灯光打好，然后等待剧本修改完毕。为了应对导演的要求和剧本改动，谢征宇通常会准备三套灯光方案。他开玩笑地说，“我的三个方案总能应付得了他剧本的时间，所以我对编剧团队非常有意见”。

（编剧李非：“我得说一句，你怎么就确定不是我们剧本早就满意了，是因为你的工作导致我们一直进行不下去？”，姜文：“有时候的确是这样，我会告诉你们灯没打好，你们再写写吧”，李非：“导演可能会说灯还没打好，正好有时间你们再写写，到那边再说剧本还没写好”，谢征宇：“他在我们这边从来没说过编剧一句坏话，这是姜导一以贯之的形式，永远保护编剧，永远保护演员。”）

对于改剧本的长期过程，姜文这样看：“我也知道‘更好’是好的敌人这句话……我的确在心里不能接受我两年前写好的剧本在这，你们拍去吧，没有这个道理。我不能理解。莎士比亚死了没办法，活着也得陪我们把这个戏演完，要不我们就自己改。不是说我们要贯彻执行他 400 年前写的东西，没道理。既然他没道理其他人就更没什么道理了。的确，我们之前有一位我的学长何继平，写了完整的《侠隐》剧本，但我们都知道还没到拍的程度，就得继续向前，那就得看景、服装，剧本也得几组走，不能说剧本就放在这里了。”

彭于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本场仅次于姜文的焦点，甚至现场的第一个提问机会都不小心给到了彭于晏的多年粉丝。在后来的现场问答环节，彭于晏多次劝观众“这是一个正经的论坛，请问一个有质量的问题。” 他说这个剧组的演员在拍戏时可以一起跟编剧和导演讨论，这是自己此前未有的经历。不同人对角色有不同的解读，为他带来了额外的角色理解，丰富了角色认知。“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态下，会不知不觉地……好像就有一个力量告诉你，说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发现，我觉得自己就会完全心甘情愿地、赤裸地把内心的东西、把角色给导演了。”

姜文用了“用头脑演戏”、“理性”和“自律”形容彭于晏的表现。除了能理性地用大脑控制身体（自律瘦身）这点很让人敬佩外，还说他讲到了最关键的东西——什么是表演。

“表演其实是暴露，不是在装模作样。装模装样式的表演是特朗普那种，因为他拉选票装模装样。但真正艺术上、电影上的表演是暴露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演员有时候在现场会觉得脾气暴躁，（是觉得）我这么暴露自己你居然在那里嗑瓜子。当我看到这些演员为了这个角色，把自己的内心包括时间都搭在这，我就要把他们的生命和角色生命融在一起拍下来。将来小彭过多少年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段是表演……这算自己的成长过程，也是自己内心的暴露。不在这个角色的带动下可能都不想暴露这个。所以你再回头看自己的时候也是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对他个人是一个值得的经历，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机会，但很少碰见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摄制组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要做这样的事，很少有，以前谢晋有这样的时候，外国电影有这样的时候，中国现在越来越少。”

服装设计师 Uma Wang 也是第一次与电影人合作。身为独立设计师，她被周韵看中并推荐给了姜文。因为电影领域的设计流程和她日常接触的完全不一样，她为导演大胆地选择新人感到好奇。“我问导演为什么找我，导演说我就要陌生感，要一张白纸。” 谢征宇补充，这种陌生感也是剧组的基本原则，它同时意味着独创性。

《邪不压正》将于 7 月 13 日首映。以下是现场问答环节的摘录。

Q & A

Q：《邪不压正》的时代背景是 1937 年，是在抗日背景下，会不会让观众感觉更像是主旋律影片？你会不会有这个考虑在里面？

A：我的电影只有 6 部：《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我觉得我拍的电影是很有质量的。

为什么很多人都跑去串戏，我们这里没有。当然也不能说串戏不对吧，人家也是为了赚钱，发家致富，脸也熟了，钱也有了。我拍戏主要是迷恋于彭老板说的“创造一个世界”，迷恋于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呈现出来。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花时间是愉快的。（剧组）把一年的时间放在这儿，一年的生命我要对得起他们，所以这是我对艺术的追求。

至于 37 年这样一个故事。37 年中国面临的是国破家亡，面临的是全民抗战。我想抵抗侵略者在全世界都是最应该表现的作品。中国做的还没有洋人好。之所以坐在这儿的中国人能知道纳粹是坏人，能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洋人在这方面不懈地努力，每年他们的投资人、艺术家都在做这样的事，让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甚至是小镇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事儿。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不知道日本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这是一个对人世间负责任的态度。

Q：本片是民国三部曲的终结篇？喜欢民国戏是因为它可以令表达的思想更自由、尺度更大吗？

A：我有好多东西要拍，已经准备好了，不完全是民国，民国也并不特殊，就是我们的昨天吧。今天也很快就变成昨天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Q：听说剧组有很多规矩，其中一个是“电影第七”，为什么？

A：因为生活第一。比如有人爱睡觉（“口吐白沫”），那就让他睡，他才能照顾第七项。我们其实从来不说电影是生命啊，必须为它死啊，我们要死在片场啊什么的。生活第一，永远要吃好睡好喝好。安全也是。电影在这一切都做好以后，自然会好。

（主持人：是不是该再找个男性问一问？姜文：你怎么知道这些举手的不是男的呢）

Q：你提到西方有很多电影关于纳粹和他们对犹太人的罪行。你说你觉得自己有责任来讲述日本人在过去的罪行，不过你运用了很多喜剧元素和幽默感。然而在西方，我们很少使用喜剧元素来探讨这些。你相信利用幽默和更轻松的基调可以接触（reach）到广大的中国观众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A：我听懂了一些关键词，但是太关键了，又是纳粹又是日本人又是喜剧，这些词要是大家理解得不透或者我理解得不准确，会发生很大的偏差，谁给我翻译一下。

A：这孩子我认识，我们之前合作过《纽约，我爱你》，他是个很好的制片人。西方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好。对我来说，他们不只在拍严肃的片子，比如《辛德勒名单》，他们还有《美丽人生》，意大利人拍的，还有什么《虎口脱险》。他所指的一定是我当年拍的《鬼子来了》。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幽默的片子。其实里面你在看到悲剧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在笑，我觉得这是一种荒诞。其实荒诞也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但这种东西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人，离开猴之后，从智人到今天，就充满了荒诞，无论是战争还是非战争当中，还是今天论坛当中，永远是荒诞。你注意到这个，就有可能会找到，或者说接近“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的答案）。我很庆幸我可以在创作中触及到荒诞。因为荒诞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质的东西。《阳光灿烂》、《一步之遥》、《鬼子来了》……说白了我四年拍一部戏也在不断地寻找这个，如果不找到这个随便拍一个戏，我一年可以拍四个。不难。但是找到这个是难的。

Q：您作为今年的评委主席您对今年金爵奖最佳影片入围名单质量怎么看？从您个人角度倾向于具有什么样气质的电影会获得您的青睐可以捧走今年的金爵奖。

A：影片不是我选的他们选的，我也没办法，我也相信上海组委会选的是好片子，A 类电影。另外给我们选的时候，我当然希望是有原创性的片子，有原创性，导演才有态度，但你如果自己没态度，也可以，把这个事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我的标准就是这个。

Q：电影制作完成之后到出现在观众面前，会涉及到很多宣发时间和费用，目前电影人投注在这的时间和精力您是怎么看的？

A（周韵）：我觉得这是两个部门，一个是创作部门，一个是发行部门。发行部门要懂创作的话，会是比较完美的结合，因为会非常尊重创作者。其实发行就像一个管理一样，可能是去学就会学会，但是创作可不是你去学就能学会的。我觉得一定要尊重这些搞创作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尽量把他们想要发挥的东西去结合商业领域的东西。因为做完了一个作品就需要去跟大家介绍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好的，不是坏的。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基调一定是要尊重创作者。

图片来自《邪不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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