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戈贝尔（Michael Goebel）是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全球史和拉美史的教授。2015年，他出版了《反帝国主义的大都市：两次战争之间的巴黎和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抬头的种子》（Anti-Imperial Metropolis: Interwar Paris and the Seed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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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到 2015 年之间的某个时刻里，人类历史上首次有超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太可能逆转的进程。从此之后，每周都有 300 万新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定居。相比于广袤的内陆地区而言，少数大都市将惊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汇聚于一身，创造出几乎前所未有的罕见历史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各个全球性大都市和居住其内居民之间的相似度远比其他小城镇、偏远乡村和居住其中居民之间的相似度要高。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无论世界上诞生何种创新，它都更有可能出现在城市之中。

二十多年里，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就城市在全球化中体现的特征和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争论不休。历史学家在城市和全球化问题上出产的成果越来越少，研究态度也越来越谨慎。此外，很少有读者愿意花时间了解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如此看来，历史学家已然落后。这种相对的沉默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早在 1996 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曾提出：“历史学家有机会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诠释者，为我们解读全球社会进程与小规模社会生活之间的互相作用方式。”总体而言，历史学家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时至今日，我们仍旧缺乏敏锐而犀利的历史角度分析，因此对于我们身处其中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化进程还知之甚少。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让我们警惕城市在塑造人类社会、思想和情感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先贤们的告诫从未停止。在美国和欧洲，大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政治两极分化趋势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城市与乡下、都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在塑造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城市的历史是绝佳的向导，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今的世界。不过，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以及更着眼当下的城市发展研究学者相比，城市历史学家并没有在近期的公共对话中发挥亮眼的作用。

如果真的要研究这个问题，当前的政坛是一个好的着手点。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投票结果大相径庭。人们最终发现，利用乡村人口密度数据预测选举结果甚至比利用种族、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因素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相同政治倾向的人群在空间范围内的聚集可能愈演愈烈。2004 年，记者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提出的“大归类”（the big sort）现象塑造了政治辩论中充满仇视气息的语气和措辞，其背后体现的是土生土长小城镇、乡村居民与受到“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洗礼的大城市居民之间的对立。

虽然近些年来美国人对城市的厌恶显著增加，但城乡分化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却并非什么新鲜事。有的人宣称，杰斐逊总统的唯农论将生活在乡村居民的偏见深深地铭刻在美国政治文化之中。但是，反城市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俄罗斯民粹派（narodniki）大肆宣扬农民浪漫主义。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back-to-the-land agenda）和红色高棉大规模清理城市人口的种族灭绝行径并无二致。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兴起的德国生活改革运动（Lebensreform）和甘地的苦行主义都在积极鼓吹乡村生活明显的道德优越性。20 世纪早期，阿根廷的知识分子将生活在乡间的健壮加乌乔人（gaucho）形象打造成国家民族特性的基本符号。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舞蹈视为“杂种文化”（mongrel product），认定它不过是这个移民港口城市中一种堕落的音乐流派罢了。

城乡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并非仅仅源自于民粹主义者的幻想：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确支持不同的政治派系。即便农村的传统主义思想和部分天主教教会阻碍了法西斯势力对部分地区的侵袭，但只要参加民主选举，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属的政党在意大利和德国农村地区的支持率就远就高于他们在大城市的支持率。1932 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地区的城乡得票差距大概为 20%。如今，法国国民阵线党（National Front）、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Civic Alliance）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并不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实际上，他们在各自国家首都的得票率尤其惨烈。同样，法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粹政党也表达出对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精英阶层的怨恨与不满。

部分学者一路回溯，重新审视第一批城市所孕育的新型政治组织体系和特殊社会生活。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近期推断说，人类创建第一批国家是为了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影响”。正如亚里士多德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观察家所讨论的那样，民主在古希腊城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可能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中世纪德国的有句俗语叫“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City air makes you free）。这句话其实表达出当时的习惯法规定：在城市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乡村的农奴便可获得自由。直到现在，德国人依旧在使用这句俗语。在拉丁系语言中，“市民”（citizen）一词的各种变体都揭露出城市与政治团体理念之间密切联系。与此相反的是，英语中的“居民”（denizen）一词缺乏与城市有关的词源联系，不禁让人对“居民”的归属产生怀疑。

反过来说，现代反城市主义者象征性地将城市居民从政治团体中驱逐出去。有时候，这种驱逐是真实发生的，就好像臭名昭著红色高棉政权所做的暴行那样。城市居民缺乏民族特性的观点至少和现代民族主义一同产生，甚至可能更早。你想要了解一个民族吗？卢梭在《爱弥尔：论教育》（Émile）中建议“研究城市之外的人，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他写道：“城市和乡村的政府精神永远不会一样。是乡村构成了这片土地，而乡村居民则构成了土地上的民族和国家。”

20 世纪初期，城市对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造就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社会学。部分早期社会学家依旧对城市居民怀有敌意。在 1903 年的论文《大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齐美尔诊断称，大城市的居民饱受“大量快速变化图像…和出人意料的汹涌观感”的折磨，因此“受到的神经刺激不断强化”。齐美尔发现，城市生活的过度刺激孕育出一种“饱享生厌”的都市人格类型特征。据他介绍，这种“人格类型的都市居民用头脑中的直觉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而不是用心仔细感受”。

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一样，齐美尔也认为城市居民并不主要从事生产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产品（比如食物）是城市的典型特征。相反，城市人口专门从事处于道德模糊地带的市场交换行为。这种市场行为在两个不断互动的匿名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而且双方在乎的只有金钱利益。与农村人口的质朴率真不同，城市居民似乎不太靠谱，道德品质也令人生疑。典型的城市居民——比如花花公子——与土地和粮食没有任何联系，身上流露出的满是不劳而获的气质和肤浅的情绪。

腐蚀堕落的社会群体集中于城市的理念并不是最近才出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对商人这个典型的城市社会群体心存怀疑，担心他们会危及社会道德秩序。但是，齐美尔和其他早期社会学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城市的观点和想法，至今仍然很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城市是货币经济的基石和中心”，其主要特征就是不生产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过齐美尔也承认：“城市的确以比小规模地区更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现出商品的可购买性，将一切产品都送到需求者面前。正因如此，城市也才是体现饱享生厌人生态度的真正场合。”市场交易行为的集中和倍增导致贸易商人之间匿名化和专业化程度与日俱增，也让产品价值的抽象化程度不断增加。长此以往，城市就成了“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的家园。

虽然短暂反对过城市生活，但卢梭大部分作品署的都是他高傲的笔名——“日内瓦市民”（citizen of Geneva）。1858 年出生在柏林的齐美尔身上体现出一个德国人所能拥有的全部都市居民特征：出生于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父亲是巧克力制造商，在著名的 Sarotti 公司拥有股份。齐美尔在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ße）和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的交叉口长大，高中就读于一所久负盛名的古典名校。高一那年，柏林地标建筑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在学校附近落成。毕业之后，他前去位于菩提树大道（Unter den Linden boulevard）的柏林大学（如今的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攻读哲学和历史。其实他的高中和大学距离很近，不过一条街之隔而已。齐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坦白直率的评价均来自于他对城市生活的切身体会。

尽管齐美尔对都市生活厌恶不已，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影响塑造 20 世纪的人们对于城市、城市本性、城市在世界中地位的思考。齐美尔的思想流传至今，尤其对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位社会学家，同样是德裔犹太人的路易斯·沃尔斯（Louis Wirth）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生长经历与齐美尔简直天差地别：1897 年，沃尔斯出生在乡下小镇格明登（Gemünden），父亲是一个牲畜贩子。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喜剧演员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曾因其“古雅稀奇的小巷”而称颂过沃尔斯的家乡。1911 年，沃尔斯前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Omaha），和叔叔一起生活，此后他又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在芝加哥，年仅 31 岁的沃尔斯出版了《犹太人居住区》（The Ghetto，1928），研究了新旧两个大陆的犹太人是如何在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的。该书着重强调，犹太人是因为社会经济因素自愿居住在一起，而非强制隔离政策导致的聚集。时至今日，《犹太人居住区》依旧影响着很多人美国人看待自己城市住宅区隔离现象的方式。

城市化的步伐和它对社会造成的深刻改变让齐美尔、沃尔斯和其他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感到迷惑。齐美尔和沃尔斯作品中流露出的不是简单的厌恶或者钟爱情绪，而是表达了自己对城市拥挤喧闹的喜悦和欣慰：挤满乘客的列车在城市的地上和地下空间里不间断地飞驰，冬日夜晚的灯火像地毯一般密集，百货公司里随处可见放纵恣意的消费主义。曾经看似坚固牢靠的东西渐渐消散在空气中，而他们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实际上，城市生活当然也让很多东西更坚固——钢筋混凝土铸就的高楼大厦。齐美尔在世期间（1858-1918 年），柏林人口从 46 万激增到 190 万，翻了超过两番。沃尔斯搬去芝加哥之前的数十年里，这座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了接近十倍，从 1870 年的 29.8 万人增长到 1920 年的 270 万人。1870 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仅为 12%。到了 1900 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 20%。

20 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着齐美尔和沃尔斯观点的发展，也在跻身成为现代科学学科社会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人意料的是，城市空间转型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微不足道。芝加哥学派着眼于城市中的种族隔离现象，包括沃尔斯《犹太人居住区》在内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对城市景观的转变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他们的作品中，城市只是居民所居住的指定、固定且恒定不变的场所罢了。

这种不顾事实的城市研究方法一直延续了下去，而历史学家对我们思考和理解城市化进程方式的影响更是微不足道。虽然城市历史学这个学科分支在上世纪 60 年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但社会学家和其他城市学者依旧对其研究成果不太关注。历史学家转而研究文化，而探究城市历史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在过去一两代人中越来越不受欢迎。因此，城市历史学科一直得不到好的发展。最近，热衷于研究远距离联系和运动的全球历史学科兴起。但它对城市历史研究的进步也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

在此背景下，聚焦当下的城市研究充满了盲区。城市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城市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说，特定种族群体在任何一个城市中的居住位置取决于他们来到城市定居时间与当时城市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与纽约不同，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未孕育出“小意大利”（Little Italy，早期意大利移民居住区——译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所谓的“社交距离假说”（social-distance hypothesis）：移民群体和本地社会之间较大的文化差异越大，移民群体的居住集中程度就越高。这一理论认为，意大利人的社会文化属性与在阿根廷社会中占主流的西语系天主教徒差异不大，因此他们最终没有构建起特色鲜明的意大利移民社区。

虽然社交距离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小意大利能在纽约而非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但实践证明它并不正确。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一个有缺陷的假定：城市有着一定的形状，我们只需要弄清楚人类如何在其中散布开来即可。但我们也知道，和意大利人相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移民与当地阿根廷居民之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差异更小。尽管如此，他们的聚居程度却比意大利移民还高一些。要想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什么不能孕育出小意大利，关键不在于分析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要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我们应该研究意大利移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的社会环境，找到此后西班牙移民到来时不复存在的特定因素。意大利移民先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更多居住在但是还是草原的乡村地区小片田地上。后来，城市开始大规模发展，意大利移民开始向半城市化地区扩散。再之后，变身都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渐渐将这些半城市化地区吞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意大利移民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这座阿根廷的第一大城市之中。是城市将移民纳入其中，而不是移民自己进入城市。这个过程证明，芝加哥学派的假说完全错误。

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取决于它形成的时间点以及塑造城市的群体。所有的城市都有两个以上的塑造者：本地元素和其他全球性元素。我们以新加坡为例。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跻身全球大都市的行列，得益于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扩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以及最终东南亚去殖民化进程等诸多因素。即便在建筑环境保持数十年相对稳定状态的地区，社区的性质和意义依旧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彻底转变。在 20 世纪的美国，市中心通常呈现出贫穷和衰退的气息，而搬到郊外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很多权威人士依旧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很快就能让人类实现工厂场所与居住场所的彻底分离，进而加速城市中产阶级化进程，逆转郊区化趋势，让城市中心区变成除了富人之外其他人都住不起的地方。制造业的衰退和数字革命进一步刺激美国郊区房价的奇怪走高趋势，也加剧了人内心对中心城区的厌恶和嫌弃。

尽管美国城市社会空间组织结构的特立独行气质在最近十年中逐渐减弱，另一个变化却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除了市中心不断中产阶级化之外，少数大都市积累起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禁止在市区内建设本可以平抑房价过高现象的更多住宅。这种僵局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在人们心中煽动起反城市的怨念。但是，它也扼杀了人口密集中心城区社会融合的可能性，使得这些地区最初颇具吸引力的特质处于消失殆尽的风险之中。即便如此，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还是在 2002 年大肆鼓吹他所谓“创意阶级”在都市的聚集现象，称他们是城市繁荣和复兴的动力。在 2017 年出版的新书中，佛罗里达表示“城市危机”正是他曾经拥护的城市中产阶级化所导致的结果。

如果佛罗里达对长时间范围内城市历史变化再多一点了解，或者不把目光局限在北美洲的具体案例上，他对“创意阶级”给城市环境带来影响的态度就不会经历从欢呼雀跃到心有不祥预感的剧烈转变。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 1997 年出版的《帝国的紧张局面》（Tensions of Empire）中提出，不过是过去 50 年中还是 19 世纪末期，全球化都“带来聚集，造成权力集中地区被权力分散地区所包围的现象”。一般来说，聚集现象出现在特定城市的特定区域。19 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加坡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包括非洲、拉美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译注）的商品转运港口很好地展现了全球化的桥头堡的运作模式。这些城市的市中心是权力和财富的枢纽，郊区则居住着源源不断向城市移民的农村穷人大军。当前的城市理论应该从这些先例学习经验教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性力量和本地力量一同塑造了我们的城市和城市社会生活。认识到这个问题，就相当于认可每个历史学家经常说的那句陈词滥调：“时间和地点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是，人们在分析全球城市的过程中经常会漏掉两者中的某一个。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最近警告称，不断兴起的全球史低估了“地点的力量”。相反，城市研究学者专注于分析全球性城市。尽管他们对空间信息十分敏感，但却忘记了时间维度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城市化进程持续飞速发展，而且不太可能出现逆转。但是超过半数的人类居住在城市中的事实并不是引发我们关注城市环境的唯一原因。齐美尔等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明白，从整体角度来看，社会差异集中在城市体现，背后的驱动力也是城市发展。因此，每一个对全球化和社会财富不平等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必须关注城市的聚集问题。在城市聚集区，大规模全球化进程与小型社会生活不断交互，互相影响。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急迫性。他们其中一些人正是凭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收获了学术地位和名誉。但是他们的成功缺乏理解当前全球化城市的必要历史深度。历史学家必须站出来，从历史角度帮我们解决眼前的难题。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ryan lange on Unsplash；长题图版权：Matthew Henr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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