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经贸关系往来密切的国家不会打仗，因为彼此分手的成本太高。这曾是贸易和平论者的主要论断，但在现实中似乎屡屡被打破，比如一战前的德国和英国贸易额堪称巨大，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彼此兵戎相见。后来人们又为其加上了其他前置条件，比如经贸关系往来密切的“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和平共处，等等。但一方面前置条件太多的理论无疑普适性就比较差一些，另一方面这种民主加贸易和平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专制国家在有些时候更好斗，有些时候却致力于和平贸易。
而在经济现实主义者看来，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会产生贸易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不仅仅产生正面效果，还会让彼此深感脆弱，就像一对恋人不仅会相爱，有时也会相杀，尤其这种相互依赖程度和脆弱感是不对称的时候，因此人们会为改善自己的脆弱地位而斩断这种经贸关系，进而导致战争。
如果让《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作者戴尔·科普兰来解释，他会告诉人们贸易和平论或民主和平贸易论以及经济现实主义都有缺陷。经济现实主义很好地指出了贸易依赖红利论的不足，但不足之处是过于静态地看问题，而无法从动态的角度去预测在什么样的情形和什么样的时点下，人们对于战争 VS 贸易收益的看法会发生改变，从而更好预测战与和的走势。
在戴尔·科普兰看来，对未来贸易收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身地位影响的看法，会影响人们对经贸乃至整体双边关系的判断，如果贸易预期偏向负面，则退出双边经贸关系转而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甚至兵戎相见都不乏可能。通常情况下，那些对当前的经贸关系更具依赖性，因而痛感自身地位的脆弱性的国家，如果预判未来经贸收益转负，而自己从这种负面转向中会更受伤，会更具有攻击性，比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而如果这种转向是由更占优势地位的贸易对象国主动开启的，那攻击的目标也就会比较明确地指向涉嫌遏制者和围堵者。
必须承认，这个贸易预期理论对于解释一战二战的爆发确实比较有说服力。一战前德国的案例表明，即使当下的贸易水平很高，但对未来贸易环境的预期仍有可能为负面，以及虽然彼此贸易依赖性很高，却无法确保和平得到维持和平。一战前德国数十年来一直依赖大英帝国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为其提供原料和市场，但到 1914 年却决定向该体系发动攻击。将贸易预期理论与关于德国相对俄国地位不断衰落的总体观点相结合，可以给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德国领导人很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想慢慢地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遏制德国，比如纷纷对德国提高关税，以及通过在北非协调行动将德国从中东排挤出去，限制其与欧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能力。因此德国需要对现行体制开战，在俄国进一步扩张之前将其摧毁，并控制欧洲西北部和东部的重要领土，使其成为德国长期安全的稳定经济基础。
二战基本上重演了这种因果过程。只是这一次其他国家之所以要提高关税壁垒，不是故意要以德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是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当然不管主管是否故意，其结果在德国看来是大体相同的。除了需要在苏维埃体系领导下咄咄逼人的苏联征服欧洲体系之前将其摧毁，希特勒及其谋士也深知德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前景暗淡：资源丰富的国家可继续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控制世界贸易，以让德国这样的穷国抬不起头。
经济现实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希特勒在 1920 年代中期的想法，即通过战争降低德国易受贸易中断影响的脆弱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大萧条及其引发的各国竞相推出关税壁垒对贸易活动的打击，才让希特勒本人更加担忧德国的未来，同时也使他的大多数谋士坚信战争是必要的。换言之，假如德国的贸易预期没有在 1930~1931 年之后一坠不起，那么在上一次惨烈的大战刚结束不久，希特勒要想动员传统军队和全体国民再打一场全面战争，可能性就小多了。从这个层面来讲，贸易预期下降既是希特勒在 1939 年开战的推动因素，又是其促进因素。
贸易预期理论也能很好地解释日本在从二战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政策抉择的变化轨迹。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加强、蒋介石崛起的 1920 年代，总体而言东京的核心领导集团能够压服鹰派军人集团采取鲁莽之举，以及在种种事变之后不任其扩大，因为他们担心军方的强硬政策会损害当时看来还比较正向的贸易收益及其预期，从而削弱日本的经济安全。
但 1929 年经济大萧条开始，随后美英等经济帝国采取措施，实行封闭的经济圈政策。直到此时，因为贸易预期转向负面，日本的外交政策才发生了明显转变。日本先是于 30 年代在满洲发动政变，然后又努力对华北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
不过，此时日本领导层应对的重点还是苏联的崛起，所以努力避免出现英美海军通过封锁而切断其与东南亚经济纽带的局面。因此，日本领导人继续允许西方与满洲进行贸易，而且即使在 1937 年对华战争爆发以后，还是要确保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不会遭到破坏。
让西方大国继续进行贸易是日本 1936~1941 年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英、法、美毕竟都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殖民地，从而能够拒向日本提供对苏扩张军力所需的原料。
然而，在 1939 年，美国政府终止了美日贸易协定，并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国的原料出口。此外，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和荷兰帝国也同样严限制本国的原料出口。不管美国政府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还是为了遏止日本对苏联宣战的冲动，以免损及苏联对德备战，总之是这些举措所导致的日本贸易预期最大幅度的下滑，而不是日本国内对美国的敌意，使日本政府转而认为日本可能需要在南方发动战争，而不仅仅是要在北方对苏联开战。
坦率地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解释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寻找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依然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方向。贸易预期理论既能兼顾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现实主义的优点，又能相对避免其缺陷，对贸易预期如何以动态的方式改变外交关系所进行的分析解读，确实能给人们提供颇有洞见的新思考框架。对于当前陷入贸易战的中美之双边关系管控而言，无论是避免过度解读贸易依赖导致的脆弱性，还是避免贸易预期变更导致政策变得更为对抗性，都不乏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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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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