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8 日，作家刘以鬯在香港东华东院逝世，享年 99 岁。

刘以鬯在 1960 年代写出小说《酒徒》，被认为是香港（乃至中国大陆及港台范围内）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根据《酒徒》及《对倒》，导演王家卫拍摄了电影《2046》、《花样年华》。他是那个时代里的“另一种”中国作家。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 年 12 月 7 日生于上海。1936 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安娜·芙洛斯基》，1941 年夏天，刘以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毕业。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刘以鬯去了重庆，找到了在《国民公报》、《扫荡报》做编辑的工作，任职期间首次刊载老舍的《四世同堂》。1945 年，抗战胜利。在《和平日报》短暂工作后，于 1946 年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过包括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作品。

因为上海的金融混乱，刘以鬯于 1948 年从上海转至香港定居。他当时所带的钱不多，但靠稿费生活下来。

1940 年代末在上海，他靠着父亲留给他的一笔钱和一栋房子，经营出版社。“早晨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在 1950 年代初的香港，刘以鬯只有一只笔和几张稿纸。不过，他写了一篇 1000 字的稿件寄去《星岛晚报》，第一篇就“成功”了，有 10 块钱的稿费。那时候三毫钱一碗云吞面，写一篇稿子能买 30 碗云吞面，足以生活。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是他产量最高的时候。

每天为 13 间报馆供稿，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杂志稿约。每一家 1000 字，每天 10000 字，一年超过 360 万字。当时每一间报馆每一月的稿费在 300 元上下。月入 3 千多元到 4 千多元。一年赚的钱能在 1950 年代买一层楼。

刘以鬯生于 1918 年，经历过战乱，比起同时代很多中国作家，他得以有安宁的环境倾力写作，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关照写作者自己的内心，依照兴趣，用新的手法，写香港的现实生活。

不过，刘以鬯及其他南下作家也会面对一种“苦闷”与“不易”：“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排斥，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通俗小说容易变钱，绞尽脑汁写出来的严肃作品，往往连发表的地方也找不到。”

他需要白天为读者写读者喜欢的作品。晚上，再为自己写作自己喜欢的作品。

在对纯文学写作的坚持和安稳的写作环境下，刘以鬯得以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文学：“新的文学不一定是好的文学，但好的文学一定有好的创意。”

刘以鬯逝世的消息公布后，香港媒体《东网》刊载了一段话，说是王家卫接受采访说的：“刘老师的离去象征了战后南来作家在香港异地开花之时代的终结。香港为这一代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席之地，容他们在此开花结果。”

“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这一笔。”1987 年，香港学者黄继持这样形容刘以鬯的文学成就。

刘以鬯的意义也不止在香港，台湾学者黎湘萍在谈及刘以鬯时讲到，刘以鬯写作上的那种现代主义精神，那种对个人心理世界重视的写作，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是受到批判的。这使得这种写作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题图为《花样年华》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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