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人 Ali Mohamed Ali 的办公室位于广州小北的怡东大厦，一间客厅、一间内室，总共不过 20 平。地砖还是 1999 年建成初期的。几件电器之外，两张中式柚木色沙发，除此之外，别无装饰。

“抱歉，这里太乱了，像个仓库”，Ali 招呼我走进内室。他搬开脚边一只 28 寸的行李箱，看起来分量不轻，那是一个客人暂时寄存的一箱货。

2013 年，Ali 从香港转战广州开设物流代理公司，今年是他在这间办公室的第 6 年。

时值 4 月，广州商贸最繁忙的时间段之一。除了当月举办的春季广交会上常见的欧洲、中东面孔，大量非洲商人也涌入这里，他们需要在 5 月中旬斋月开始前把货物运回本国，等 6 月开斋，一切就绪，迎接膨胀的消费欲。

Ali 估算，今年三四月涌入广州的索马里人有数百人，他们大多只停留 14 天或一个月，每年往来广州四五次。这些买家从中国厂家那里下订单，Ali 负责帮他们选择物流、订集装箱，跟进后续的货运。

竞争激烈。光是怡东大厦里这样的小型贸易公司、物流代理就随地可见，跟 Ali 的房间一样，二三十平米的地方有两三个员工，负责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货物中转。

不过在广州的索马里人社群里，Ali 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声望。他的生意已经扩大到了一定规模，很少再直接做中间人，除了偶尔帮朋友去市场里和供应商聊几句。因为声望，他的日常事务超出了自家生意的范畴，比如解决交付纠纷、给新人一些建议、为人作担保，甚至什么都不做，把客厅变成索马里人日常社交的场所，话题从家乡到人情官司无所不包。

大部分非洲人直到下飞机前都不知道广州的天气。曾有人直接带着肯尼亚先令到达中国，以为很容易可以找到兑换点。“他们要学的第一门课就是，出了肯尼亚，肯尼亚先令什么都不是。”

Ali 这样的存在不仅让最基础的“生意经”口耳相传（比如永远不要直接付全款，必须分批付款，要盯紧货物的质量，以及不要习惯性的大砍价，以免中国厂商发给你在质量上同样大打折扣的货品。），也提供了倒爷生意里必备的“润滑剂”。

“润滑剂”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的说法，他研究这些常见于广州、香港、曼谷、迪拜的非洲倒爷们，他们将廉价商品带回非洲，同样实现着全球化，但不同于苹果、Nike 那样的跨国公司，他们没有自上而下的决策，或是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也没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和律师团。麦高登称，这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

麦高登称，如 Ali 一样的物流代理还有“文化转译者”（cultural brokers）的身份，摆平麻烦、降低风险的同时，也作为桥梁，让中国人和非洲人了解彼此的商业逻辑、行事规则。

Ali 的客厅

一个潮汕人走进办公室找 Ali，他已经发货，但他的索马里客人（同时也是 Ali 提供物流服务的客户）没有按照约定时间付款，还联络不上。潮汕人说自己“必须找 Ali，也只能找 Ali”，因为客人是 Ali 的朋友。

半小时后，Ali 总算拨通了那位朋友的电话，他已经回到了肯尼亚，因为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还需要几天才能付款。Ali 让他给出一个确定的到款时间，在款项到位之前，他会暂时扣下这批货存在自己的仓库里。

潮汕人说了句“麻烦”，但对 Ali 的处理方式表示满意，转身离去。

“Mafan” 是许多非洲商人们会说的为数不多的中文之一，Ali 称“Mafan”没有什么冒犯性的意味，他们的工作日程就是要处理这些大大小小的琐碎麻烦。

拖欠款项是个麻烦，许多中国厂家都要不停追问什么时候付款。另一头，非洲商人也常常发现到手的是残次品。

办公室沙发上，一个索马里人向我抱怨起几年前他的一单赔本买卖。那是一批桌布，等到了肯尼亚，才发现不是下订时要的尺寸，和索马里人家庭餐桌完全不匹配。当他追问厂家时，对方说是仓库发错了货，只要他把货运回来，他们就安排重新发货。

“这怎么可能？！”提起这次波折，他还是很生气，“你们中国人太会骗人了！”

下午五点，索马里商人们差不多结束了半天的行程，有的成功下了单，有的刚刚走出批发市场做完“功课”。他们陆续进入 Ali 的客厅。

Ada 问他们“Coffee or tea?”，这里常年供应一款肯尼亚红茶，提供免费 Wi-Fi，还有卫星电视可以收看体育比赛和索马里新闻。

Ada 是中国人，Ali 的员工。她的工位就在办公室入口处，除了作为助理协助处理物流事宜，还兼职“迎宾”。

对 Ali （以及其他索马里商人）而言，客人、朋友是分不开的概念，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他曾考虑过搬去一街之隔一栋新一点的写字楼，那里的办公室更宽敞，装修、照明也更现代化。

“我想变得‘优雅’一点，但朋友们告诉我，如果我搬去那里，没人会过去的。因为那里距离地铁站太远了。”Ali 说的“太远”不过是出了地铁站 15 分钟的步行距离，但相比便利性，他的客人们宁可牺牲舒适度。

一位索马里员工 Yanyo 提醒 Ada，等斋月开始，她不能再问大家喝什么了。2018 年的斋月从 5 月 17 日开始，6 月 16 日开斋。那一个月办公室的到访量也会急剧降低。

索马里人乐于分享此行的收获。有人买了一批 Dirac，那是一种索马里传统的婚纱。另一个“新丁”住在芬兰，也是索马里人，这是他来广州的第三天，他想找一些摩托车配件，需要在这间客厅里寻求一些前辈的意见。

那些对广州各大批发市场已经熟门熟路的“老人们”告诉他哪里可能会有集中的供货商，但也提醒，最好还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陪同。

一个从 2014 年开始往来广州的肯尼亚人告诉我，来这之前，他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凌空飞起，就像成龙的功夫电影里演的那样。他的很多同乡还以为，中国人只会吃狗肉。

“很多索马里人都不了解中国，说中国人都是骗子也有这层原因”，Ali 突然发问，“中国人又对索马里了解多少呢？除了海盗？”

索马里、印度、香港、广州，“中国公民”Ali 的辗转人生

其实相比那些更早进驻广州的非洲人，Ali 已经来晚了。他先去了香港。

Ali 的身份证件上还有个中文名“穆雅利”，他曾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写满“穆雅利”的纸——他会写的汉字只有这三个。

2009 年他拿到了香港永久居住权，国籍成了中国，持“回乡证”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每次出入境时，人们还是会疑惑，看看他的证件，再抬头看看这个黑皮肤的“中国公民”。

出现在这间客厅里的人都来自索马里，Ali 随即补充，用“来自”并不准确，大多数人都出生在索马里，但 1991 年内战爆发后，索马里人四散各处。如果让客厅里的人们拿出护照，你会发现每一本都颜色各异。大部分来自肯尼亚，也有的移民去了欧美。

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做贸易的“肯尼亚人”其实都是索马里的移民。前几年，一个肯尼亚本地人来广州，当他告诉中国商人们自己来自肯尼亚时，别人觉得他是个骗子，因为他们认识的肯尼亚人“不长那样”。

Ali 的护照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签发，他还记得 2009 年他去北京的索马里大使馆办理证件时，人们说，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成为中国公民的索马里人。

Ali 出生在 1968 年的摩加迪休，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耳科医生。那时的索马里还是一个“正常”的非洲国家，军事独裁，没有言论自由，但提供免费的医保和教育。

家族一度经营渔业生意，将索马里的龙虾出口到迪拜。但随着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变化，龙虾产量越来越低，加上索马里海盗的侵扰，渔业不再景气。

Ali 去印度德里留学，在一间大学里学习保险，等到 1991 年毕业回国时，内战爆发，全家搬去了阿联酋，转行做起了贸易。Ali 也在遥远的香港找到了一间贸易公司的工作。

他在重庆大厦生活了五年，在那里接待全世界各地来的索马里人。“索马里人有生意人的头脑”，一些扎根肯尼亚的同乡们最开始做起了生意，从香港把货运回内罗毕和蒙巴萨。

麦高登也是在做重庆大厦研究时认识的 Ali。

相比几个去往欧洲的哥哥，Ali 拿到香港永久居住权并不困难——住满 7 年、有固定的工作。他的太太是儿时的邻居，早年举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如今，太太带着一对儿女搬到了马来西亚，那里距离 Ali 更近，相比广州，吉隆坡的国际学校选择更多，学费也更便宜。每个月，Ali 都会飞去吉隆坡和家人团聚，唯一需要带去的“手信”是中国产的绿茶。

不过在香港，像 Ali 一样受雇于企业甚至拿到永久居住权的索马里人极少，更多人是难民，为了躲避恐怖主义如索马里青年党，他们辗转到达香港寻求庇护，重庆大厦也成了许多难民的藏身之所。

工作之外，Ali 开始帮一些难民做翻译，向香港特区政府移民机构讲述他们的故事。相比早年在难民和地方政府之间传递信息，Ali 觉得如今他在中国供货商和索马里商人之间的“居中调停”也没什么不同，都是在两个彼此陌生的群体之间做翻译。

他遇到过一位尼日利亚伊博族的逾期滞留者，他的签证已经过期，没有合法的身份，却在中国供货商和伊博族社群里拥有颇高威望，人们认为这个仲裁者（麦高登在书中称其为“peace-keeper“）在处理这些日常纷争时能做到不偏不倚。

但 Ali 称，相比尼日利亚伊博族，广州的索马里社群很小。2013 年之前，索马里商人的生意正是好时候，签证政策也相对宽松，来广州淘金的索马里人迎来了一波井喷，许多毫无商业经验的中年人也辞掉了工作，奔向未知地。但现在常驻人口只有数十人。

换句话说，Ali 作为仲裁者需要化解的“Mafan”并没有那么多。

Ali 的客厅，不谈生意的时候

客厅里和生活日常相关的话题里，最重要的是死亡。

当有人客死异乡，同乡们需要帮忙将遗体空运回索马里。穆斯林信仰里不允许火葬，Ali 们帮忙筹款，办理死亡证明和出入境，并组织祷告。2016 和 2017 年，他们分别将一位病逝的女商人和一位夭折的儿童运回了本国。

另一个话题是疾病，埃博拉病毒爆发时并没有影响 Ali 和他的同乡，他们强调病毒来自西非，而他们是东非人。但他们仍然需要处理日常的伤病，最近，一个年轻人在足球赛时受了伤，因为刚来没多久还没攒下钱，人们需要筹款支付他的手术费。

晚上 8 点的时候，Ali 的客厅里坐满了人，长沙发上、折叠椅上、脚凳上。有的刚从广交会回来，西装衬衫，有的穿着传统长袍。有人对我这个中国面孔感到好奇，也有人用英文简单打了个招呼，“how are you”之后迅速切换回索马里语，和朋友聊起来。

更多人安静地刷着手机。一个年轻的肯尼亚籍索马里人给我看了一张图，一个长须的中国古人，配文解释他是“老子”（“Lao Tuz”，应是拼法错误），搭配了一段英文版的“语录”：

“如果你感到沮丧，你还活在过去，

如果你感到焦虑，你只是活在未来，

只有当你感到平和，你才真正活在当下。”

他把这张图发在了自己的 Facebook 上，很快点赞数就突破了 100。他也使用微信，朋友圈常见类似的“鸡汤”配图，比如，一个阳光下的跑步者剪影，“人们认识的是昨日的我，今天我所做的一切会决定他们明天看到的那个我”。

不想成为 Ali 的年轻人们

Ali 在广州维持着异常简单的生活，住在淘金，每天步行 15 分钟到达办公室，吃饭就在小北的土耳其餐厅，连周末的足球赛也在这附近。除了每月一次的吉隆坡之行，他的生活半径不出小北。

相比 Ali，年轻的生意人们有着更旺盛的“扩张”冲动。

28 岁的 Abdinasir 是 Ali 的前员工。前年，他辞职自己单干，从一个“个体户”掮客做起，如今生意也扩大到了物流代理。他的办公室同样位于怡东大厦，住的地方却从小北搬去了广州另一端的珠江新城。Ali 笑称，住得起珠江新城，他一定“赚得不错”。

珠江新城看起来像是小北的反面，相比小北路面上密集的人流，珠江新城更密集的是新建的高楼。“它有点像是陆家嘴”，Abdinasir 曾去过上海，高楼、广场、宽阔的马路，以及时不时擦身而过的“发达国家面孔”都让他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那里曾是广州一处城中村，前几年被开发成了天河 CBD。

“没办法，我要逃离小北”，Abdinasir 解释搬家的原因，之前他在小北住了多年，“这里太热闹了，你甚至没办法好好睡觉”。晚上 11 点多结束工作，人们会约一场足球赛，等比赛结束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回到住处，合租的年轻人们还会一起看欧冠比赛。

去年，他搬去了珠江新城，为此他租下了一间月租 6800 块的公寓。

为了拓展生意，Abdinasir 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看货。我在 Ali 办公室门口遇到了他，第二天他在流花市场里向我展示了“耳听八方”的灵敏。

他会说索马里语、英文、法语和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电梯、批发市场楼梯转角的祷告处，或是密集的店铺间，Abdinasir 等待着潜在客户。凭借语言和口音，他可以大致判断一个非洲面孔来自哪里。如果是陌生的东非人，他偶尔给一些“免费”的建议，比如哪里可能会有合适的货，哪里的餐厅不错。

Abdinasir 还记得 5 年前，他刚来广州的第二天就在地铁里迷了路。他向路人询问如何从广州火车站回到小北，对方不会说英文，“尽管我能感受到，他已经尽力放慢了速度，但那还是中文啊！讲得再慢我也听不懂”。路人领着他进了地铁，但他还是“坐丢了”，在地铁里整整待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出租车司机，广州很多地方我都可以找到。”

如他一样的年轻人已经跳出广州，扩大着自己的“生意版图”。3 月他刚刚去了乌镇，在一间巨大的服装加工厂下了订单。去年，他在山东帮一个人在挪威的索马里人买到了一款小型厨具，可以制作一种传统的穆斯林炸糕。

“山东人最讲诚信”，Abdinasir 比较起他在中国不同省份遇到的供货商。山东的这位来自阿里巴巴，他从没见过真人，但对方能非常详细地解答关于机器的一长串问题，等货到了挪威，朋友说那是他迄今为止买到的最好的机器。

城市与“自由”

将近晚上 10 点，客厅里的话题转向这座城市的“成本”。Ali 给出了一个数字，“如果一年挣不到 30 万美金，不如回家”。但也有人补充，早年可以很轻松赚到，这两年，越来越难了。

如今，只需要 16 天，广州的集装箱就可以到达蒙巴萨。但签证政策却越来越严格，加上中国制造不再便宜，“对那些毫无经商经验的年轻人而言，我会劝他们不要贸然来广州。”

一些人近中年的索马里商人们抱怨，年轻的子女们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更愿意去做一些看起来更“职业化”的工作，医生、律师、教授。

“他们（孩子）不愿意做这些低端全球化的生意，砍价、计算时间……一切看起来都太琐碎也太麻烦了。”一个中年索马里人告诉我，去年，他把外甥从老家接了过来，在自己手下一点点学习。

“有人称赞广州是一个太过自由的城市，我不太赞同，这得看你和谁比较。”

“那些从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是伊朗来的人会觉得广州太自由了，他们觉得‘自由’就是酒精、夜店，可以去排队，从这点上看相比他们来的地方，广州完全自由。一些非洲人觉得来到广州，可以躲避饥饿，这也是一种‘自由’。”

在这间办公室里，Ali 和同乡们试图保持一种正统的穆斯林生活方式，这里从来不会出现酒精，为此，Ali 还曾特意提醒过麦高登，不要带酒进来。麦高登在广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偶尔会在“工作之余”喝一杯，这样也可以帮他认识更多的非洲商人，获得更多有趣的信息。

“但在我这里不可以”，Ali 解释。非常严格，就像这间客厅的电视里只会播放体育比赛和新闻，无论是索马里语新闻，或是 BBC、CNN，“只会是新闻，没有娱乐节目”。

Ali 觉得香港更像是自己的“家”。他还记得 2010 年，他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只用了半小时就完成了手续。“这在伦敦是无法想象的”，他的两个哥哥就住在伦敦，工作是保安。

曾经，他的香港邻居会提醒他，是时候去九龙清真寺做祷告了，并开玩笑问：“可以请你的神保佑我生意兴隆吗？”

在广州，Ali 同样可以自由进出清真寺，一次他带着麦高登去先贤清真寺参观。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同，能感受到看不见的禁区。讨论宗教不合时宜，讨论社群需要强调它是“非正式的”。

Ali 的“自由”得益于他的香港通行证。客厅里，一个一言不发的中年人突然插入我们的对话，“谁都想要一张‘更有特权’的护照，不是吗？它只是让我们更便利，内心深处，我们还是索马里人。”

他随即解释了什么才算是“索马里人”——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信仰和文化，只和索马里人通婚，他表示不太能理解那些在广州娶了中国太太的非洲人。“西非人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家庭还是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

Ali 的担心则是儿女们。他在退休后想回到索马里，或者去香港的离岛，做一个安逸的渔民，但他的儿女们看起来对陌生的故乡毫无兴趣。

他的一对儿女，大的 13 岁，小的 11 岁，他们在离开加拿大搬到马来西亚时就有些不开心。“他们可能更希望成为一个加拿大人，而不是马来西亚人或是中国人。对我们而言，广州是挣钱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

“当然，在广州你可以逃离香港的高房价，这也算是一种自由吧，起码目前看来还是如此。”

（题图来自《广州梦工厂》截图，长题图来自摄影师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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