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是一名人类学家，也是英国剑桥市研究和支持团体 Anthropos 的负责人。2017 年，他出版了《真正的富足：正在消失的布须曼世界》（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 The Disappearing World of the Bus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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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嫉妒这样的自私品质为人们所不齿。毕竟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1265-1273）中，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自私的品质称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心灵的杂质”。根据他的描述，这些品质“存在的目的与慈善恰恰相反，根源在于产生自精神生活的灵魂”。其实，鄙视自私品质的并不只有天主教。所有主要宗教都为被嫉妒蒙蔽双眼的人设定了特殊的惩罚。
虽然人们对嫉妒唾弃不已，但它依旧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社交媒体早已被嫉妒心所占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的嫉妒心太过强烈，甚至促使心理治疗师们开发出一项全新且繁荣的业务。另外，很多新的心理疾病也相继出现，比如“Facebook嫉妒症”（Facebook envy）。
嫉妒在社交媒体上变得泛滥，意味着它渐渐从权力的阴暗角落中走了出来，开始向舞台中央进军。除了让人们因总统就职典礼出席人数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休，为各大网站提供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之外，嫉妒心还发挥着更重大的作用。它深刻地塑造着人类的选择和行为，影响力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大出许多。这不是因为嫉妒常常将自己伪装成雄心壮志，也不是因为很多人喜欢用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衡量自我价值。原因另有其他。
其实真相有些出人意料：在进化过程中，嫉妒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们将人类身上最自私的品质与社交能力完美融合，为人类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仔细分析生活模式依旧停留在 20 世纪的采猎者部落的行为，你会发现嫉妒除了让少数个体获益之外，更是成为部落成员性格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品质的帮助下，智人最终发展形成并成功维系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
纳米比亚喀拉哈利沙漠里的 Nyae-Nyae 保护区地处偏远地带，条件十分落后。布须曼人（Bushmen）中的一支——Ju/’hoansi 人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善于狩猎和采摘的部落。但是如今，生活在 Nyae-Nyae 保护区的人也不再仅仅依靠狩猎和采摘维持生计。经过半个世纪的土地掠夺、本意虽好但却徒劳无功的经济发展项目和十年的军事占领后，当地环境出现了剧烈变化。Ju/’hoansi 人不可能再在这片土地上像祖先一样生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Ju/’hoansi 人尚且能够自由地狩猎和采摘。那时，专家学者所做的研究改变了他们脑海中关于社会演化的既有观点。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采猎者几乎一直在与饥饿进行斗争。直到农业出现之后，人类才从自然反复无常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1964 年，年轻的加拿大人类学家理查德·博舍·李（Richard Borshay Lee）就 Ju/’hoansi 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简单的经济学收入/支出分析。他发现 Ju/’hoansi 人不仅依靠狩猎和采摘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更是保持了营养良好和精神满足的生活状态。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研究表明生活富足快乐的 Ju/’hoansi 人每周只需要工作 15 小时多一点。基于这项发现，人类学家马歇尔·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 1972 年出版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中改变了自己对采猎者的看法，称他们是“最早的富足社会”。
理查德·博舍·李的研究还表明，Ju/’hoansi 人之所以能在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实现丰衣足食，原因在于他们对私有财产毫不关心。尤其重要的是，李称 Ju/’hoansi 人都是“坚定彻底的平等主义者”。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Ju/’hoansi 没有形成正式的领导体系和社会阶层；男人和女人享有同样的决策权；不同年龄段儿童一起玩耍时，大多数时候玩的是非竞争性游戏；虽然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关怀备至，但却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社会地位和特权。李的研究还向世人展示出 Ju/’hoansi 人“坚定彻底的平等主义”如何造就了他们的富足。Ju/’hoansi 人的平等主义规则确保任何人都无需为个人财富的积累问题而担忧，同时还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在群体内有组织地流动。因此即便是偶尔遇到饥荒，每个人也能或多或少分到足量的食物。
毫无疑问，Ju/’hoansi 人内部的资源流动模式效果显著。如果根据耐久性对不同社会进行评判，Ju/’hoansi 人几乎绝对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而且，他们会比排行榜上的第二名领先很多。新的基因组分析表明，自从现代智人在非洲南部定居（发生在大概 20 万年前）之后，Ju/’hoansi 人和他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最近非洲南部各地的考古发现也表明，Ju/’hoansi 人物质文明中的关键元素可以追溯到至少 7 万前（追溯至更久之前也不无可能）。重要的是，基因组突变率分析证明，Ju/’hoansi 祖先所属的更大的人口族群——克瓦桑语族（Khoisan）——不仅是最大的智人族群，而且在过去 10 万年中没有遭受与其他族群一样程度的人口下降。
其他有大量文献资料记录的采猎社会同样奉行平等主义，比如刚果的 Mbendjele BaYaka 人和菲律宾的 Agta 人（他们与 Ju/’hoansi 人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大约 15 万前）。由此看来，Ju/’hoansi人的祖先几乎必然也是“坚定彻底的平等主义者”。
我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独断教条的平等思想是由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是新时代“地方自治主义”（communalism）引发的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催生而来的。但是 Ju/’hoansi 人平等主义的起源却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而且，Ju/’hoansi 人的平等主义不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相反，它是生活在高度利己主义社会中人们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日常活动的自然产物。在觅食过程中，Ju/’hoansi 人的私利总是受到它的影子——嫉妒——的控制。反过来看，嫉妒又会确保每个人都能分到公平的资源。因此，天生魅力十足的人和掌握权力的人就需要格外小心地运用自己的优势。在 Ju/’hoansi 人“侮辱”猎人猎物的习俗中，这一过程得到充分展示。
优秀的 Ju/’hoansi 猎人要有一张厚脸皮。虽然卓越的狩猎技巧总是值得称赞，但 Ju/’hoansi 人却喜欢侮辱出色的猎人，而不是夸赞。不断猎物的体积有多大，肉有多新鲜，分得一份食物的族人总是认为猎物不值一提。他们抱怨猎人不值得将猎物带回营地，或者吐槽猎物的肉根本不够所有人分。而在猎人本人看来，他总是怀着最谦卑的心态向所有人呈上猎物，恨不得向大家赔罪道歉。
当然，任何人都能分得清什么样的猎物骨瘦如柴，什么样的猎物肉量充足。可即便吃到肚皮浑圆，Ju/’hoansi 人还是会继续侮辱猎人。猎人很少把族人的话当真，而且大家“侮辱”他时也通常是边笑边说。实际上这是一种传统的部落风俗，所有人都在其中扮演着反复排练过的角色。但是，这种风俗的目的也清晰明了：看似插科打诨的“侮辱”之下，隐藏着的可能是充满尖锐、恶毒意味的警告。
相较其他食物而言，肉类更有可能让 Ju/’hoansi 人忘记他们优良的公平习俗。因此分配肉类时更要小心勤勉，避免出现差池。这也意味着狩猎技能特别娴熟、精力极其旺盛的猎人可能会产生其他人亏欠自己的想法。一旦如此，维系部落生活的微妙平等主义平衡便被打破。对猎人的侮辱确保他们会更加小心，不会成为枪打出头鸟的对象。更糟糕的情况下，优秀的猎人甚至可能认为自己在部落中扮演比其他人更重要的角色。侮辱行为也能很好地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一名 Ju/’hoansi 人用意味深长的话语向李解释了他们的风俗。李在 1984 年出版的《Ju/’hoansi人》（The Dobe Ju/’hoansi）一书中写道：
如果一个年轻猎人猎获太多动物，他便会觉得自己是部落首领或者身份地位重要的大人物。同时，他还会认为其他人是他的仆人和下级。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们总是贬低猎人，说他们的猎物一文不值。如此这般，我们便能让猎人静下心来，成为一个温和友善的人。
Ju/’hoansi 人的嘲弄对象不仅仅是优秀的猎人。任何喜欢自我夸耀、穿着打扮夸张和有意外之财入账的人都会遭到嘲弄。如果有人敢私自囤积烟草或食物，族人便会将其视为自私自利之徒，然后对其进行势头凶猛且极其不友好羞辱。
为什么他们迅速地形成了批评、嘲弄和蔑视的文化习俗？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提醒人类学家，他们的文化规范之所以能成为规范，原因恰恰在于 Ju/’hoansi 人选择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承担。在 Ju/’hoansi 人看来，这种文化规范极其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元素。人们总喜欢将 Ju/’hoansi 人的嘲弄风俗简单归结于“嫉妒心”作祟，而优秀猎人和其他掌握特殊技能之人体现的谦卑则是“窘迫尴尬”心态的产物。不停有人告诉我说：“人之常情罢了。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
每个人都会用充满嫉妒的眼光审视身边的其他人，一刻也不停歇。如果社交生活都发生在公共场合，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难。我们小心地留意其他人吃了什么、买了什么，密切关注其他人收了什么礼物，送了什么礼品，收礼之后有没有合适恰当的回礼。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尽力避免展露出自私自利和妄自尊大的一面，免得成为人群中最显眼的一个。毋庸置疑，这种做法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只有个别人偶尔感到委屈时，融洽的氛围才会被打破。
羞辱和嘲弄不是采猎者维持平等主义的唯一手段。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采用其他明确表达嫉妒的方式，比如“要求共享”。通常而言，我们认为其他人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我们财物的行为堪称粗鲁无礼。但在 Ju/’hoansi 人看来，这却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我们觉得拒绝他人的请求可能会被社会视为自私自利，因而遭到惩罚。“要求分享”并不会引发一场最终以破坏私人所有权为结局的混战。相反，Ju/’hoansi 人通常会经过认真思考分析（但并不总是如此），然后决定要求其他人与自己分享的对象。如此一来，虽然社会对成员的私有财产表示出尊重——毕竟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你在赠予和接收礼物时怎么会感到开心和愉悦呢？——但成员之间的物质不平等现象很快就不复存在。但是，Ju/’hoansi 人的社会制度对资源相对丰富的外来者——比如我——而言是巨大的挑战。通常情况下，我会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掉本应坚持一个月的野外考察食物和烟草。
嘲弄羞辱和要求分享是 Ju/’hoansi 人特征最显著的社会习俗。在它们身上，我们发现嫉妒在 Ju/’hoansi人 的社会经济中发挥着“无形之手”的作用。不过，嫉妒表现出的影响力却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无形之手”的影响力截然不同。斯密认为“人类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因此会在无形之手的指导下“实现与自己意图无关的目标。”即便个体有意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他“提升社会公共利益”的效率也比自己想象的高许多。斯密表示，以追求个人富足为目标且不受监管干预束缚的贸易和事业能够确保社会以最公平、最有效的方式“分配生活必需品”。如此一来，“社会公共利益”自然得到提升。
虽然很多人仍然虔诚庄重地将斯密“无形之手”的理论视为真理信条，但如今的少数经济学家却支持对经济进行强硬的干预和调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斯密本人也会首先承认一个事实：现代社会的经济世界中存在大量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不断增值的资产价值，它与斯密思考利己主义商业行为无意中产生各种利益时那个由“商人和贩子”组成的经济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但是讽刺的是，嫉妒在类似于 Ju/’hoansi 人这样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表明：即便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他提出个人私利总体能确保社会用最公平方式分配“生活必需品”的理念依旧是正确的。即便是在规模较小的部落社会中，这一理念依旧适用。在采猎者社会中，个人私利的总和最终将确保社会以最公平方式“分配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有利可图的交换贸易、等级制度、个人财富积累和明显物质不平均等现象的出现。
重点强调嫉妒在 Ju/’hoansi 人生活中发挥的明确作用可能会存在风险，给人留下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情愿的平等主义者不断恶意中伤他人社会中的错误印象。其实每一个 Ju/’hoansi 人都觉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充满快乐的戏谑，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也非常紧密。诚然，他们不会因为人们奉行平等主义而对其进行奖励，但他们知道分享、合作和和谐的氛围能带来积极的情绪和不错的社会红利。洛娜·马歇尔（Lorna Marshall）在经典的人种学著作《Nyae-Nyae的昆申人》（The !Kung of Nyae-Nyae，1976）描述了她所看到的昆申人对个人财物的深刻看法。虽然人类学家倾向于研究平等主义创造帮助人们度过重大风险体系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但大量证据清楚地证明将部落内人民和部落间人民联系起来的感情纽带能带来更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重要情感利益。
如今，有的 Ju/’hoansi 人找到了工作，有的则有资格领取其他人无法享受道德养老金。因此，生活在 Nyae-Nyae 保护区的 Ju/’hoansi 人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毋庸置疑，大部分族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背后都是嫉妒心在作祟。嫉妒悄悄隐藏在社交生活的阴暗角落之中，时不时在人群之中挑起争吵和打斗。为了限制嫉妒的影响力，Ju/’hoansi 人依旧强调良好礼貌习惯、谦逊心态和尽力避免让其他人感到愤愤不平的重要性。
虽然 Ju/’hoansi 人坚定彻底的平等主义帮助他们和祖先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现在却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目前为止，他们是纳米比亚所有少数种族中最贫穷、最边缘化的一个。但他们依旧不愿意将族人捧上领导位置。发挥领导作用的人也非常不情愿承担这一重担，因为知道自己会被所有人仔细审视，有时候还会遭受恶意的批评。如此一来，少有 Ju/’hoansi 人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担任职位，替族群发声。长此以往，Ju/’hoansi 人的利益经常被国家所忽视和遗忘。同样，如今很多 Ju/’hoansi 人开始依靠现金经济体系维持生计（主要充当廉价劳动力）。他们对当代经济社会的雇佣等级制度和管理体系有了认识和了解，但却不愿意担任管理岗位，也不愿意承担需要做出决策或者统领他人的职责。
嫉妒在 Ju/’hoansi 人这样的小型部落社会中发挥了建设性的重要作用。可我们就很难弄清它能否在复杂程度更高、等级阶层更为清晰的社会中发挥同样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嫉妒引发的情绪在塑造我们经济选择和联盟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虽然如此，理解嫉妒在部落社会中发挥的凝聚力作用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它让我们认清为什么这种明显有害的恶习能在自然选择的严酷筛选过程中延续下来，也时刻提醒我们人类对公平的认识几乎必然存在强烈的遗传成分。也许最重要的是，嫉妒帮我们理解另外一些现象：为什么不平等比绝对贫困更有激励效果，一次又一次成为政治行动的幕后驱动力；为什么有钱人俗气浮夸地炫耀财富能让看似满足的中产阶级怒火中烧；为什么煽动政治家将自己打造成“精英阶层”的敌人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既是社会事实，也是他们的想象）能在社会上兴风作浪。
近期欧洲和美国社会对狂热紧张情绪的分析越来越多，严重冲击着民主制度。在此过程中，一个循环出现的主题就是不平等。虽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不断提升，但越发不平等的趋势已经成为部分当代杰出经济学家研究分析的主要方向，比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尤其是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进一步扩大。但是，即便财富鸿沟未扩展至如今的水平，我们面临的不平等问题也比以前严重很多。社交媒体和新闻广播中，几乎永不停歇的拜金主义和炫富现象时刻冲击着我们的生活。虽然这让一些人收获灵感，也给另一部分人提供八卦谈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平等问题引发出的积怨也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平等主义者实施的大规模“共产主义”实验宣告失败，但现代技术也许能形成有机动力，创造出与嫉妒和谐相处的自我意识。传统采猎者社会中，坚定彻底的平等主义者就是凭借这种自我意识维系了社会稳定。反过来，这种自我意识又能确保社会长久繁荣稳定。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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