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28 日晚间，台湾知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王大闳，因病逝世，享寿 101 岁。他的长子王守正隔天向媒体证实父亲的死讯。早在王大闳逝世之前，他就受到中风所苦将近 5 年的时间，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

建筑业内人士对王大闳的评价是：“ 建筑师中的建筑师 ”，意思是他是许多建筑师中的楷模。

王大闳并不是那种在大众社会当中享有盛名的建筑师，至少，如果和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同窗贝聿铭相比，在媒体前的曝光程度，可以说是天差地远。两人从哈佛大学一起毕业之后，贝聿铭选择以美国作为基地，逐渐走向国际舞台，而王大闳是选择在台湾，为战后的建筑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行事作风低调是王大闳的特色之一，他不仅很少在媒体前接受采访，就连私下他也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比起发表看法，他花更多的时间在观察生活中的细节。

多数的人，都是先知道王大闳的建筑作品，而非他的人。

王大闳替战后的台湾留下许多经典的建筑作品，其中大多完成于 1950 到 1980 年代之间，这段时间可以算是他的创作巅峰期，像是知名的国父纪念馆、“外交部”、台湾大学学生中心、林语堂宅、台湾银行、亚洲水泥大楼等。不过，1990 年代之后，王大闳就逐渐淡出建筑界，没有再出新的设计。

王大闳不是一个特别眷恋过往的人，当他决定退出建筑界时，并没为自己的作品留下完整的手稿或是模型图，以致于当后人希望为他过往作品记录时，资料往往是不全的。如今，人们看到的资料，都是这几年内，许多有志之士东凑西凑而得的。

尽管不是「镁光灯型」的建筑师，但他却对 1960 年代的建筑师们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知名建筑师李祖原说王大闳是他 “学生时代最崇拜的偶像” ；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前所长吴让治说自己向国外介绍台湾建筑时，绝对会介绍王大闳的作品；建筑史学者徐名松也替王大闳写了一本《王大闳: 永恒的建筑诗人》，书中记录台湾五零、六零年代建筑文化的重要发展，收集建筑与非建筑业界人士对王大闳建筑作品的评论。

“建筑诗人” 是王大闳在建筑界中，留下的一个美名。这不光是说明他的作品风格——现代主义中融入古典设计的细节，更体现出他一生的经历，就像是首诗一般，有着外人难以参透的繁华与失落。

除了建筑，王大闳身上带有许多标签，国民党的显赫家世、贝聿铭同窗、格罗皮乌斯之徒。

1917 年 7 月 6 日，王大闳出生于北京，成长于苏州，他的父亲王宠惠是国民党内的重要官员，曾任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国务总理，也是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我是父亲的独子，使得父亲以他全部力量来教育我”，王大闳曾说。

王大闳 13 岁时，王宠惠被派到欧洲当国际大法官，他跟着前往瑞士念书，并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936 年，王大闳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机械系，隔年转读建筑系，1941 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当时指导老师就是德国建筑的大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ous），他与贝聿铭、菲力普·强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学。

王大闳并非从小就奔着建筑师这梦想而去，他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不管是文学、音乐以及运动，而他对车更有着狂热的爱。

“小时候我梦想长大时，当火车司机或机师，如今我只想尽一个平凡人的本分，多设计使人们舒适的房子。” 王大闳说。

1942 年，王大闳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先是担任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随员，此后回到上海与朋友成立了一个建筑事务所，但接下来却历经内战，辗转搬到香港，接着 1953 年又来到台湾。他在这里 “成立大洪建筑师事务所”。

作为第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华人建筑师，王大闳对建筑的思考，时常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点从他第一个在台北的作品就能看得出来，那是他在建国南路的自宅。

古迹修护研究学者李干朗说，“王大闳的自宅虽然走的是极简风，但其实是极讲究的，连墙面红砖的排列都有特别的工法”。不过，“建国南路的自宅” 建了十年之后，后来转卖两次，重建之后就消失了。

2013 年，台湾建筑界决定募款筹建已被拆除的建国南路自宅，最后总算募得足够资金，将旧宅重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旁。2017 年，当王大闳刚过一百岁生日时，这个旧宅捐赠给台北市政府保存。

过去，王大闳因为家世背景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受到重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商业设计作品很少，大多是官方设计案。

在这当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纪念孙中山的国父纪念馆。

王大闳一直认为这是个“妥协”过后的作品，并不满意。尽管如此，这个作品依然被外界所称道，人们认为在妥协后，依然可以从屋檐或是长廊高柱，以及空间的规划设计看见现代主义的风格。

2006 年替王大闳策划回顾展「久违了，王大闳先生！」的元智大学艺术创意系主任兼艺管所长阮庆岳，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谈起国父纪念馆的设计案：“当时他把第一版的图给蒋经国，蒋经国给了他一张太和殿的图，他回不喜欢，国父是推翻满清的，我们不能用清朝的太和殿去纪念他。

光是这个僵局，一陷就是四个月。双方就这样针对是否要设计成类似于宫廷的样貌来回修改。从竞图到最终完成设计，国父纪念馆最终花费七年的时间，从 1968 年到 1972年。

“任何一个时代的公共建筑，不论是古罗马的圆形剧场或当今美国的露天运动场，庞贝的温泉或维也纳的歌剧院，封建时代的碉堡或民主制度的会议厅，它们的用途是相同的，都是我们社会政治机构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王大闳在《建筑是政治的工具》《银色的月球》​里说道。

从许多官建筑设计案中，“ 王大闳悟出了建筑为政治工具的道理，唯一可以脱离此一宿命的，要不是往心底深处去（文艺创作），要不就得往虚幻或未来里去（登陆月球纪念碑、科幻小说）” 替王大闳写传记《静默的光，低吟的风》的作者倪安宇说。

此前，王大闳也曾经替故宫博物院进行设计，在竞图时获得了第一名，但后来因为高层希望有更有宫廷感的样貌，所以决定不用这个设计，如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仿宫殿样貌设计的故宫博物院。

王大闳从事建筑业期间，台湾刚好经历经济转型与起飞的阶段，当时正处于代工业的阶段，就连建筑文化也是，对于房子的看法就是盖高，并不是很讲究当中的细节，而他每次的设计，都秉持建筑必须要专业与尊严的想法，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妥协，更不愿意屈就那些自己不喜欢的设计。业内人士曾流传一种说法：“如果他积极一点，台湾的建筑师就没饭吃了。”

已逝建筑师汉宝德说王大闳：”有一种特殊的品味，美感素养非常高档的”。

“当社会还是文人最高、卑视建筑这个职业的时候，王大闳先生无形的贡献就是，把建筑提升到一个人文水准。他的作品戏剧性不高，但进入他的作品是有感觉的，这件事情在台湾战后、理性主义充斥的建筑界是看不到的。”徐明宏说。

2003 年王大闳获颁国家文艺奖，自此他开始广为人知，接着建筑界业内人士开始积极收集王大闳过往的作品与设计，希望能提供给大众认识。

成大建筑研究所前所长吴让治 1987 年接受《天下杂志》的访问时说道，在台湾暴发户式赶时髦的社会，王大闳的简单朴素，是 “知识分子最后的矜持” 。

阮庆岳在公开演讲时也认为，王大闳的实质成就根本不只一个奖项就能够说得清，“这个时代亏欠了他”。

题图来自王守正、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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