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星期三下午，陈依沫的妈妈李凌放下手中的工作，从 70 公里外的汶川县城赶回都江堰家里，和陈依沫一起吹生日蜡烛。“一切都交给时间吧，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李凌说。

这一天陈依沫满 18 岁。

2008 年，陈依沫在映秀小学上一年级，她曾是同学眼中最羡慕的人，和其他映秀小学的留守儿童相比，她的父母都是映秀小学的老师，她不曾和父母分开。

在陈依沫记忆中，那是最完整的时光。

2008 年 5 月 12 日，地震中陈依沫失去了父亲，她的手也因为在废墟下被压迫过长时间导致组织坏死。

她是班级里仅幸存的五个孩子之一。

陈依沫先后做过几次手术，第一次是地震的四天后做减压手术，那时候她 8 岁，看手是否能保住；第二次确认保不住，截肢。最近一次，由于她还在长身体，新长出的骨头不断刺痛她的皮肤，因此必须磨平骨头，“我不想再回忆那段时间，我不想让她再去做手术，我不想再看她痛苦了，”李凌说。

身体的痛苦暂时告一段落，接踵而至的是精神的折磨。

地震后，陈依沫从映秀小学转入都江堰友爱学校，她在这里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最多时学校有 140 名地震中受伤的残疾学生，陈依沫被宽容地接纳。

高中，她考入了四川省重点中学都江堰一中，在几千名四肢健全的学生中间，她感到格格不入。

“学校里其他班级的同学说她没有手，她就很在意别人的说法，到哪儿都觉得好像有人在说她，脑袋里有阴影，”女儿进入高中后，这是李凌每个周末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每周日晚上，陈依沫都抗拒回到学校。李凌安慰她后，心情能有所好转，但第二个周末回家又会回到原样，“回到学校，我又会被打回原形。”陈依沫说，即便上课她也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很难过。”

除了亲人和朋友在陈依沫的警戒线范围内，她拒绝接触外面的世界，拒绝上街，似乎街上每一个人都会对她指指点点，“反正就在家想把自己封闭起来，”李凌这样形容女儿的近况。

上高中后，陈依沫同时被几股力量撕扯着：身体的自卑、青春期、高考压力、未知的恐惧，以及从不曾摆脱的失去父亲的伤痛…

极端时候她甚至想结束这场挣扎，“我是真的有想过做什么能结束这一切…我每个月都会这样想，”陈依沫说。

在她看来，母亲的回应似乎显得不近人情。谈及残疾和去世的父亲，母亲宽慰最多的话是“没有办法”。这也是接受我们采访时李凌提及最多的字眼，通常说完都伴随着一声叹气。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世界上也不会有谁能够帮她（女儿）改变，是她必须接受的问题..只有去面对困难，没有办法…（叹气）”。

“我告诉她这是天灾，没有办法，至少你还有生命在，你班上几十个同学就只剩了你们四五个孩子，你们还有生命能看到太阳出来，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很多美好的事物”。

李凌不允许女儿妄自菲薄或自怨自哀，她更相信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陈依沫必须自己承受。

她尽量让陈依沫独立完成大多数事情，洗衣服、搬行李，培养起陈依沫的信心，万不得已时才会帮助她。

她并不打算一直将女儿留在自己的羽翼下，如果陈依沫能考上四川省外的大学，她将全力支持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地震 2 年后，李凌重新组建了家庭，现在陈依沫和母亲、继父和弟弟四人共同在都江堰生活。

2018 年 3 月 10 日，我们在映秀小学同学的介绍下，在都江堰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依沫。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宽松长袖体恤，披着黑色长发。

采访结束后，我们走出咖啡馆，迎面走来几个陌生人，陈依沫下意识地拉长袖子，用手撺住袖口。

整个过程，她一直平视前方。

2008 年我妈妈和爸爸都在映秀小学当老师，地震时我妈从办公室跑出来了，我爸在地震中去世了，当时他在 5 楼。

地震后，二年级我就到成都化疗，在成都的小学读了一学期后就到了都江堰，然后就没有再回阿坝州了，一直住都江堰，我妈觉得都江堰的教学质量比映秀好一点。

地震前我们在都江堰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租出去没住，地震后就搬过去了。后来我也不想再回映秀了，因为那是一个很伤心的地方。我认识的很多跟我一起的朋友，他们基本也在都江堰读书，没有再回去。

小学后我和林浩、柴正东一直都有联系，林浩有时候也会到都江堰，我到成都也会找他玩儿。他也比较照顾我，把我当妹妹。我觉得对我来说，林浩机会更多，但是除了这方面，其他都没什么差别。我觉得无所谓，并没有羡慕。

我觉得不公平的是身体方面，身体的伤残，自己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是他们的轨迹我并不觉得不公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残疾影响了我很多地方，学习、生活、未来…. 都跟别人不一样了。学习上，我要更努力，很多事情比如数学课用直尺画图会很难。生活上也比较恼火，虽然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但更多的还是跟别人不一样，比别人慢。

我戴过假肢，可以画画，我以前还配过有电的假肢，但是里面有很多机器电池，拿起来会很重，我就没有再戴了。

都江堰友爱学校的前身是“都江堰市太平街小学”，512 地震后，学校异地重建，同时提供小学和初中课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题写校名为“友爱学校”。学校吸纳残疾学生就读，100 多名残疾学生中，80% 都是地震中受伤致残的学生，他们主要来自映秀、青川、平武等四川地震重灾区。

小学我在都江堰的友爱小学，我觉得小学过的比较快乐，也不是很在意这些。友爱是小学和初中一起，我很习惯那里，学校住校，那个学校也有其他地震中受伤的同学。

我的初中是真的很好，同学也很好，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她顿了一下，开始哽咽）…以前我觉得自己的优点是比较开朗，但上了高中之后发现自己不开朗了，我比较敏感了。

因为高中考虑到未来，要面临以后的事情，他们就会说我和别人不一样，以后找工作可能没人要我，其他人会小看我，所以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别人怜悯或者同情我，我自尊心比较强，我也希望自己以后不让我妈妈和家人失望。

我小学就决定走艺体美术了，小学一直在画画，但是当时不知道有美术高考这条路，到了初中后知道美术有艺考，从初二开始就学素描了。我在素描上进步挺大的，老师说我悟性比较高。

我父母和老师告诉我在就业这方面，有一个人和你水平一样，你们都是一样的，一样优秀，但是同一个公司录取，会看你们个人的情况，肯定会先录取他/她，不会录取你。所以我必须站在那个不会有很多人的平台，高一点的平台，人会少一点，机会会多一点。

每次听到他们说“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都很冒火，就觉得比较委屈。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心里面有股火，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这不是我造成的，但是还是要靠我。

其实地震之后，2008 年那段时间我很糟糕，但是 2009 年应该就好起来了，中间这几年我还是挺开心的。但好像这几年又倒回去了，我觉得因为自己长大了，想的也比较多，就越来越敏感了。

现在我经常都觉得很敏感，我脾气不是很好，有点玻璃心易碎，过很长时间才能好。我小时候不是这样，但是越长大我越是玻璃心，小时候我都不怕挫折，我长大了就开始怕了。

大街上有些人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不是现在，是一直都会这样。以前我觉得没什么，但现在我长大了，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表，就会比较烦，觉得很烦。

我跟妈妈说过这点，但是我妈说她也没有办法，“你就是这样子，人家看你也只是好奇，你不能让别人不看。”

我没有看心理医生，我妈说心理这方面主要是靠自己，自己都没有想清楚，你自己躺在地上不想起来，谁拉你都拉不起来，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进入高中后，李凌时常和女儿的班主任沟通，确保同班级里的同学能理解陈依沫，不会对女儿指手画脚，但她无法保证全校同学都能照办。“学校那么多学生，几千的学生，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而且以后走入社会，有更多人几亿人，不可能我都去给别人打招呼，这可能吗？改变不了别人，只有改变自己，”李凌说。

好在最近陈依沫的状况有所好转。她参加了美术培训班，得以暂时逃脱正常的高中生活，现在她只需要面对身边十几个学习美术的艺体生。她的焦虑大大减少，每周嚷着回家的频率也随之减少。

参加美术培训班本身就是一个筛选过程，由于高昂的学费，本来打算和陈依沫一起进行培训的几个同学都被拒之门外，家庭无法负担起这笔费用。李凌不算特别宽裕，但她尽量帮助女儿消弭掉摆在眼前的任何障碍，这是她可以为之努力的，“我光是 4 月份就交了接近 3 万块钱，我尽量想办法啊…但她不知道这个钱来的多么不容易，”李凌说。

陈依沫的愿望是考进中央美院，毕业后从事和设计相关的工作。服装设计并不在她的选择范围内，这门专业需要动手剪裁，于是她将注意力放在了电影美术指导上，所有的工作都能在电脑上完成。她希望未来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电影谢幕后滚动的演职人员表里。

高中我在都江堰一中，我觉得应该和初中差不多。友爱学校大部分是健康的学生，有 100 多个学生有残疾，所以我就很放得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但在都江堰一中，基本都是正常人。

比如高中去跑操，一般我都不参加，因为有些动作我没法做，但自己心里面还是想去参加。进高中之后就觉得很烦，因为周围的人一下变得很多，刚开始我也要去做课间操，但是周围的一群人都很奇怪的盯着我，后面我就没去做课间操了。现在做课间操我就待在教室里。

我也会跟妈妈抱怨，但是她也只是说：“没办法，只有习惯”。她也没有办法。

这 10 年我更成熟一点了，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又哭又闹，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围着我转，但上了高中不是这样了，更多是要忍让和换位思考。

以前可能因为我受伤，他们都比较心痛我，小时候没有和我说过什么重话，我妈妈、家里面的人都不怎么说我，他们有时候说几句就过去了。高中现在人很多，很多同学，不像初中就那么多人，现在高中一个年级就几百个人，接近 1000 个人，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感觉人多了之后，其实自己好像不是中心了。

初中那会儿我只是希望自己考上高中，不会想到高考，压力也不是很大，学习成绩算中等偏上。初中我们一个年级 2 个班，90 多个人，我能排 20-30 名。有一次零诊，都江堰 5000 多人，我排了 1000 多名。到了都江堰一中，这个是省重点中学，我待了 1 年多了，压力比初中大很多。

虽然我妈妈只是说希望我读出来就好好做事，但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多了，很希望自己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不让他们失望。

以前我觉得考大学很简单，刚进高中就贪玩儿，但是考下来就觉得并不是那样，高一上期下滑的比较厉害。高二上学期我努力了，成绩有所回转。妈妈会给我讲道理，刚开始我觉得很烦，但我后面想了一下真的很有道理，考大学也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高中班主任也跟我谈了几次话，希望我努力，因为我刚进高中那段时间，我的心态是很糟糕的，很颓废，成绩下滑的很厉害，已经不想学了，有点自暴自弃了。

班主任就告诉我：“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了，那谁还看得起你？”

“不管是工作还是对人，我都觉得我能非常友好的和大家相处，但是就唯独和她为什么会这样？”李凌为自己和女儿的相处模式感到困惑。

陈依沫时常会对她大发脾气，有时候甚至会迁怒于李凌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外婆。李凌描述起这些行为时显得愤怒，“我说我自己的妈妈，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骂过她，或者跟她顶过一次嘴，你怎么可以那样做？”

大多数时候，李凌理解这一时期女儿的烦躁和无助，她通常会自动排解情绪，很快和女儿言和。

但当陈依沫数次提到想要结束一切时，李凌的愤怒被恐惧裹挟，她很难释怀，更无法理解，“我就觉得身边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都那么爱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每次这样激烈的争吵都会以恶言相向以及双方痛哭而告终。

争吵的过程宣泄了陈依沫的不安全感，当母亲告诉她自己每周五坚持从 70 公里外的地方赶回家，就是为了能给她做最爱吃的菜，并且不断强调有多爱她时，陈依沫会短暂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活下去的意义。

某一方面，李凌能理解女儿的痛苦，因为她自己也很早失去了父亲。一方面，她并不理解，因为她独立克服了一切，考上了大学，女儿为什么不可以？

当我们告诉李凌，女儿认为妈妈比自己更坚强时，李凌很惊讶同时也难掩兴奋地说：“在她心目中我是这个形象？这挺好，我以为她觉得我都对她好那种…就是不理解她。”

我妈妈更坚强，比我还坚强，地震后的 5 月到 8 月份，她哭惨了。地震后那几年我妈都一直很爱哭。初中的时候听到我说很难过的事情，她也经常自己躲在房间里哭。

以前我跟她说，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差别很大，自己都不想活了，真的是觉得活不下去了。我会突然心情很低落，情绪不稳定。她也会很难过，她不当着我的面哭，只是教育我，但是自己在背后难过。

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尊心很强，又不喜欢同情，不喜欢别人瞧不起我，有些事就觉得很冒火。

其实我是真的有想过不想活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尝试（自杀），高中这种情况更多了，高中基本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我在学校里住校。

我在教室里很难过，我在寝室里也难过。

我是真的有想过做什么能结束这一切，我还没做，但是我想要做。我每个月都会这样想，我给我妈说过这些，有一次她哭着跟我说如果我去死了，她也去死。

我觉得每次和妈妈吵完架，我的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吵出来了后，感觉妈妈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我，我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我和同学因为矛盾吵架后，心情可能会不好，但是我和我妈吵架是一种发泄，我们吵完架后两个人都会很温柔，不会再提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过。

吵架之前我会觉得自己比较自卑，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吵完之后我妈说：“你去死，我也去死，你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觉得还有人在担心我。

我有点想看心理医生, 也有点不想看。想是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好点，但是不想又觉得听了这么多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妈妈后来结婚了，2011 年还生了一个弟弟，我们有了一个新家庭，之前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有没有新家庭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因为接触的比较少，和（新的父亲）不是很亲热也不是很疏远，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好，但我总觉得不是亲生的，会有隔阂和疏远。

总是有隔阂，我放不开。

妈妈刚开始和这个人谈的时候我有一点抵触，但后来他们告诉我有一个人帮你妈妈分担，妈妈会轻松一点。

尽管从李凌的描述里，继父从不会偏袒谁，弟弟一份，姐姐一份，平等对待，还会照顾陈依沫过世父亲的家人。

但面对着这个被陈依沫称为“张爸爸”的人，陈依沫心中始终有着疙瘩。

和陈依沫发生矛盾时，“张爸爸”会在微信上沟通，将措辞给李凌看后再发给陈依沫，“他也怕伤害到你，你知道吗？”李凌说，“我告诉她如果你亲生父亲在的话，可能早就给你几耳光扇到脸上了，可是他没有，他生气不会对你大吼大叫，而且会冷静下来以后跟你沟通。”

李凌清楚女儿的不安和焦虑同样发生在和她一样年纪孩子的家庭里，只是女儿的特殊情况让矛盾演化得更为迅速，“我其实我很盼望的就是哪一天她能够懂事了…我很期待那一天。”

接近采访的最后，我们才和陈依沫直面提及了“地震”和“父亲”。

“地震刚发生后的那一段时间，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吧？”

“我现在也很痛苦。”

“你什么时候接受了爸爸不在的事实？”

“我一直都没有接受。”

我也一直不接受家人提起我父亲，逃避吧，我不能听到这些。有时候我妈会说起我爸的以前，地震前我们家经济不是很好，但每年过生日我爸都会给我买蛋糕，比较宠我，但学习也比较严格。我妈现在就会说：“如果你爸还在，看到你这样天天玩儿手机，一定会很生气。”

我就会很冒火，我觉得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是不能把我爸搬出来说。

我爸爸对我为人（有影响），他教我要大方不能小气。以前我有芭比娃娃，我很喜欢，我不希望别人碰。有次我的朋友到我家里，碰了我的娃娃，但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爸就很生气，还打了我，让我不能小气，不能自私，玩具都可以玩儿，要懂得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爱分享，把自己的东西分享出去。

现在别人提起我爸，我还是不能接受，还是很冒火。

我的生活中少了一个人。

当我们准备结束和李凌的谈话时，她在电话那头突然补充了最后一句话，“其实我心里最心疼的就是她，我有的时候想到她，心里面就跟针扎了一样的疼，谁想自己的孩子成这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凌和陈依沫为化名。

题图与未标注内图均来自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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