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宏一直都对自己很满意，除此之外，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没有意义”。

意义曾经是有的。2008 年，林天宏 29 岁，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力记者。他写的特稿《回家》为他赢得了当年中青报年度最佳报道，以及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之特稿写作奖。2008 年，《回家》的稿费是 3000 元，但带给林天宏的影响远超出了金钱可以衡量的范围——10 年过去，这篇文章还是他身上最具辨识力的标签。

他的回忆依然震撼人心。

2008 年 5 月12 日晚，林天宏正在家里写稿，晚上八点他打开电视，屏幕上显示汶川地震死亡人数达 8000人。他立刻向编辑杜涌涛申请前往灾区，结果得知作为中青报下面的中央媒体，《冰点周刊》在第一时间收到了中宣部的通知——“不要动”。

林天宏硬着头皮写完稿，凌晨三点他再次打开电视，直到凌晨五点睡着时，死亡数字都在不断更新。通常，林天宏睡觉前手机都会关静音，但那一晚他极度疲惫，忘记了调静音。

早上九点他被电话声惊醒，他刚想抱怨，屏幕上显示出杜涌涛的名字，他接起来时已经挂断。他立马拨回去，电话那一头说：“你赶紧来报社，下午出发。你这个电话要是没打过来，过两秒钟，我就拨给另外一个记者了。”

林天宏从沙发上猛地弹起来，把电脑塞进书包，穿上鞋就冲出家门。他甚至忘了带换洗衣服。

事后林天宏才知道当天报社有六七十个记者报名去灾区，报社最后选出了两个人，“文字记者选来选去就选了我，”林天宏说。

另一个是当时 57 岁的摄影记者贺延光，贺延光 7 次获得中国最高新闻奖，他在中青报工作的年数几乎等同于林天宏当时的年龄。

“我那心里挺爽的，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让我去…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对一个 29 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我操，总算碰上这么个事了。”

5 月 13 日，中青报通过军队的关系抢到了一张 13 号下午五点从北京出发到成都的机票，这是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飞机上几乎全是救灾团队，除了医生，移动联通的技术人员等，林天宏还看到了不少熟脸孔，大多是类似《财经》、《法制日报》一样的国家媒体。他们心照不宣，彼此并没有打招呼。

飞机在成都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才降落，到达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林天宏和贺延光住在成都浆洗街的武警招待所里。尽管成都几乎毫发无损，但对于林天宏来说，这里的气氛已经足以让他紧张起来，街上没有行人，军车、救护车穿梭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城市上空充斥着刺耳的警笛声。那一晚林天宏几乎没睡。

第二天早上九点出发前，贺延光嘱咐林天宏：“你找一张纸条，把你的姓名，工作单位电话和紧急情况联系人都写在这张纸上面，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随身带着。”

到达都江堰时，“那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瘫痪的城市，”林天宏回忆道。地震中，都江堰共死亡 3069 人，林天宏到达的第一站是都江堰市中医院，住院部大楼已经全部塌陷，200 多名病人和医护人员被压在废墟下。

林天宏观察到一个老头在废墟上走来走去，身边的武警告诉林天宏老头的女儿是医院的护士，他比大家到得都早，一直在帮忙武警清理尸体。

吊车正把一个巨大的房梁架起来，房梁下的废墟里渐渐露出一件粉红色的护士制服，头和四肢被埋在土里，头部慢慢被武警清理出来。老头走上前去看了一眼，面无表情，随即掉头离开。

林天宏紧跟上去问老头是否找到了女儿，老头回答：“是，我看到了她鼻子上那颗痣。”

医院离家有五十几公里，夫妻俩和女儿不常有机会见面，不久前，女儿才打电话告诉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母亲节礼物，先保密，下周就给母亲带回去。母亲在电话一头回应说：“买东西很贵，不要乱花钱”，就匆匆挂了电话。

说到这里，林天宏记得“老头就突然崩溃说：‘我们再也不会知道她给我们买什么了’”。

医院斜对面是都江堰新建小学，地震中死亡 300 多名学生。在林天宏记忆中，教学楼只剩下四分之一楼体。小学的操场中央停着一辆皮卡车，后面装满了堆积如山的小孩的尸体。

废墟上突然传出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接着四个武警把女人从废墟中拽出来，一个小孩的尸体被放在空地中央。

林天宏看到一个 40 岁左右的男性正对着空地上的小孩猛拍照片。他从旁人口中得知这是小孩的父亲，他是都江堰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拥有都江堰唯一的民用吊车，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开吊车赶到小学，过去 24 小时内他帮忙挖出了不少尸体。

防疫的人给小孩喷上药水，接着医生准备将小孩装入绿色的裹尸袋，这位父亲接过来说“我来”，他缓慢地将小孩放入尸袋里，“他在现场非常非常平静，我没听到任何声音，” 林天宏回忆到。

接着这位父亲抱着绿色的裹尸袋缓缓走向操场上的皮卡，学生的临时墓地，所有人凝视着这一切，“走到皮卡那里，他突然间仰天长啸，半分钟，很长很长时间，像狼一样的嚎叫”。

到灾区短短几天，林天宏就发现四处哀鸿遍野，尸体和残垣俯拾即是，他决定不再给报社发回这类重复的死亡消息，“在那个时代消息有什么意义？”

他开始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映秀镇的路口，林天宏遇到了背着儿子尸体的程林祥夫妇。据他回忆，正在读高中的儿子程磊身高比程林祥高出 2 厘米，趴在父亲背上，双脚不时摩擦地面。程林祥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将已经停止呼吸的儿子再次托稳。

林天宏在文章中写到：“程林祥把儿子的双手绕过脖子，轻放在自己的身前。一边走，程林祥一边和儿子说话：‘幺儿，爸爸带你回家了。你趴稳了，莫动弹啊….一路上，程林祥常常滑倒，程磊的遗体摔到了地上。他一边和儿子道歉，一边把他重新背起。’”

这篇文章就是《回家》。

“我成名了。”

“我所有的一切的底气都来源于这篇稿子，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灾区回来后，林天宏曾这样写道：“在此前近 30 年的有限人生里，我多少还是积累了一些对生命的理解，对死亡的敬畏…我突然间意识到，它们已经坍塌了，如同眼前这块粉碎的废墟一样。”

他对其他选题不再感兴趣。平日里的大多数新闻在他眼里都变得无关紧要。虽然他后来又写了另一篇文章《人民会用脚投票》，又获得了南方周末中国年度致敬奖项。

至此，他觉得“应该到头了吧”，“应该去外面看一看”。

2011 年 6 月林天宏离开《冰点周刊》，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周刊》总编助理以及《人物》杂志副主编。

和很多同行的选择一样，林天宏在 2014 年进入了另一个圈子——企业。此时他谈及最多的是“财务自由”——许多同行已经早他一步拿到了这份自由。他去了万达做内刊，而后又跳槽到阿里影业。

之前的履历并没有被遗忘，但换成了完全不同的审视角度，“我后来到阿里，碰到雷洋那个案子，说他在昌平回龙观嫖娼被警察打死的事情。你再看我们部门 90 后小孩聊的东西，你会觉得你在媒体做的工作都他妈是白做的，”林天宏说。

“我听阿里那帮小孩讨论雷洋案子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过去说什么‘启蒙’、‘公民意识’都是什么鬼？这些小孩也都是读大学上来的，还是没有概念，而且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在中国是绝大多数，那有什么意义？我宝贵的有限的人生就是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

“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没有欲望。”

林天宏习得了一套新的生存方式——关闭所有沟通渠道，删除微博，保持低调。

现在，林天宏正在做的事依然和他十年前从事的特稿生意有关，只是比以前多了一个步骤——把挖掘到的故事变成影视剧。去年 3 月他就任 ONE 总编辑，有树文化的首席内容官，韩寒是他的老板。

林天宏并不否认自己是精致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他的衡量标准是“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产生效果。”

做记者没有用，把故事变成影视剧用处可就大多了，“我觉得现在影视剧市场需要一些描绘普通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东西，说大一点，社会风气或者说是对世界的理解，能产生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带来更大影响的东西。”

四月，我们在上海福泉北路 ONE 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林天宏，他犹豫许久才答应接受这次采访。采访过程中，他细致地回忆自己的十年，但采访一结束，他又立刻变得谨慎。

“今天我不说话也有安全的考虑，一个我要为公司着想，第二个我要为家里人着想，”他说。

“我们从都江堰出来，下午一两点钟到了紫坪铺大坝，大家排队坐冲锋舟到映秀镇，在汶川铝厂那里上岸，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那也不叫路了，就在那条路上碰到了程林祥，有了《回家》的故事。

我觉得那是个好故事，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对背着儿子的尸体回家的父母。我觉得这样三个人的一段旅程，是一种最朴素的，但是最纯粹的情感，一定可以打动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我在映秀镇待了两个晚上，我就回成都休整了，想着休整以后就回水墨镇去找他们父子，但是我要跟贺延光一起去，当时他开车去绵阳了，我就在成都附近的医院找故事，但是真不好找。

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好故事，但是一个记者茫茫人海中去找，很难找。而且那时候大家都冲着很多热点人物，我不自觉地也会去找一些热点的人，但你根本就没有采访机会。你可能能跟他见一面聊几句，但是无数的媒体在等着他说，例如林浩这类央视弄了很多出来。但像张良写的那本《汶川地震 168 小时》央视就可能报一下，背后什么事没有人去深挖，十年以后你回头看，张良做的那个事是有价值的，从文字来说，那本书的价值很大。

后来贺延光回来，我们就一起采访了林父子，采访的时候我们俩哭得人都快断气了。

程磊的奶奶那些天一直在后悔，程磊离开家的那天，去摘家里樱桃树上的樱桃，她怕树滑摔着，狠狠骂了程磊几句。‘我的好孙子啊，’这个老人仰天痛哭说，‘你回来吧，奶奶让你摘个够啊！’

采访完回来第二天，我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写，到晚上七点就写完了，五个小时。一天不吃不喝，抽了两包烟就把稿子写出来了。那稿子写得真的是神灵附体，就是那小孩的灵魂附体，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我坦白跟你说。

写完以后我就开始自我怀疑，那么多的报道，谁会来关心这么一个普通的故事？我发给我一个冰点的同事看，她看完以后说‘这稿子我看不下去，哭的不行。’

我就觉得心里稍微有点底了，然后我发给了我们老大，发完很早就睡了，睡得非常非常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老大回消息说，‘天宏我要谢谢你。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最具体的悲伤。’

我是他招进报社的，他特别知道我的脾气。人家说响鼓要重锤，我是不锤也会响的，所以他是一直以打压我为乐的那种老大。他很喜欢我，我知道，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他头一次这么正儿八经的说话，我当时看了信息，眼泪就流出来了，那个时候人也特别敏感，动不动就哭。

稿子发了以后，文章早上九点多上了新浪首页，我的电话就没停过，各种各样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给我打电话。那时候用诺基亚的砖头机，电池很经用，那天我打没了两块电池，从来没有过的。

不认识的人说要捐款，打来电话就哭着问：‘你是林记者吗，我是江苏的读者，我也是当爹的人，’ 然后就开始哭，好几个这种电话，嚎啕大哭。

我们总编也给我发短信说：‘今天早上起来我算了一下，我收到了 19 个各地宣传部长的短信，都说你们这篇稿子好。’

这时候你就知道这稿子的影响力了。

这篇和我之前的任何稿子都没法相比，因为任何一篇有这种影响力的稿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天时’就是你得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无数人关心，‘地利’就是你要在现场，‘人和’就是你的稿子出来还不错。缺任何一个都不行。

这篇稿子让我一下子有了名气，我在报社也好，在业内也好，成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知道我会写稿子。

我成名了。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说，当时做特稿的人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行业的标杆，对你的认可。冰点之前拿过几次，我当时想什么时候能拿一次我的职业生涯就圆满了，那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突然间就拿到了呀。

你知道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对我以后的人生继续往上走的台阶是不一样的。没有这篇文章我怎么做主编，怎么带记者？怎么带团队？所有的一切的底气都来源于这篇稿子，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家想起你的时候还会想起这篇稿子。

但我也受到了冲击，回来以后我对常规的选题就没有兴趣了，对好多事情的看法理解，在地震之后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在意的事情我也不在意了。我见了生死了，会觉得好多事，比如钱、买房、谈恋爱都是屁事，买不起房就买不起房。

我当时正在打房子的官司，那官司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买的房子可能会被人收回去。我从 2008 年年初开始打这个官司，打到 2011 年，三年。我刚开始碰到这个事，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完蛋了，我不想打了，我想逃，想回老家福州。但是地震后回来，见到这些人的勇气、韧性，对生活的坚持之后，我会觉得我在北京应该继续奋斗下去，不要被这些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打垮，其实他们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我就给你打官司打到底能怎样呢？就继续打下去。

我觉得这对我人生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内心会变得更加强大，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击垮我。

我也不会太在意钱了，以前我觉得在北京生存不易，花钱要谨慎，后来就没所谓了，随便花，存啥呀？自己开心就好了。”

采访时，林天宏时常大笑，有时是自嘲，有时说到揪心的苦楚或者死亡，他也能以戏谑的方式一笑了之。

“我觉得这个影响 80% 是好的。我当时在灾区的时候，一个福州的好朋友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有什么体会？’我说：‘兄弟，我送你八个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笑）

这不消极，这为什么会消极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任何要遭遇的事，都不用战战兢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起。

我后来在冰点转做编辑了，偶尔也写稿子，但就没有那种 fight 的感觉。一般的选题我也没什么兴趣参与，可能玩玩都能把稿子写出来。

当时我那种状态老大是看在眼里的。我也不是居功自傲，我确实提不起兴趣做一般的稿子了。

有一次我和老大在车上，他指桑骂槐地说：‘我这个人做编辑这么多年，我最看不起的记者就是一篇稿子吃一辈子。’ 我回答说：‘要是两篇呢？’

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因为 2011 年我另一篇稿子《人民会用脚投票》又拿了南方周末中国年度致敬。那我想着应该到头了吧，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想离开，去外面看一看。

中青报毕竟是一个体制内的媒体，上升空间不是说没有，我走的时候已经要提副处了，我就想别占着个坑了。

我是一个挺以兴趣为导向的人，那时候写稿子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体力活，找不到乐趣了。没劲，没兴趣了。这事不好玩了。

如果有大事件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哪有那么多事件？没有了，后面那些泸州、玉树地震都不算什么了。有同事问我：‘玉树地震，你去吗？’我说：‘谁想去就谁去。’

我一直在冰点待到 2011 年，我离开的时候，三十二岁，1 年到手七八万块钱。七八万块对于 32 岁在北京混得男的来说，那简直就是赤贫了。（笑）

我 2009 年结了婚，这样的收入温饱可以满足，但如果要生小孩，肯定就想让他有更好的教育。

但即使中青报给我 20 万，我也会走，从七八万提到 20 万是不可能的，我们总编一个月就 1 万多块。

我出来换了份新工作，在《中国周刊》做总编助理，一年 20 万，我待了六个月。接着《人物》创刊，李海鹏就叫我过去了。

我在《人物》做了两年多，我们真的是很玩命的去做一本杂志，要拍片子、封面，要花几万字去做一个人物报道。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在中青报，冰点以前可能关注小人物，到了市场化的媒体以后，我关注的更多是一些大人物，或者说做一些更好玩的专题，中青报做不了的。

我不认为我在《人物》还获得什么训练，《人物》是纯付出。我把以前积累的东西都变成了在《人物》能够奉献出来的东西，完全是燃烧自己。带那些《人物》的小孩，现在想想其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怎么把一帮白纸训练成很不错的记者，让他们的作品让很多人知道。

但后来在《人物》也没劲了，无趣了，又变成常规操作，看不到更新鲜的东西了。我该见的人也都见过了，顶级的明星、商人、好的主持人，白岩松都采访过，那也就是这样，所有东西变成常规操作。我知道怎么分解，稿子从哪些角度出来，组合起来是什么样子。一切一切我闭着眼睛，过一遍都全在脑子里的时候，那还有什么意思？”

2014 年离开《人物》后，林天宏收到了包括腾讯、新浪、万达集团等发来的邀请，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内，他宣称自己的面试从没有失手过，“我是平常可能 70 分，一瞬间可以爆发到 120 分的人。”

他最终选择了万达，那一年万达集团的收入达 2424 亿元，连续九年发展速度超过 30%。

林天宏加入了万达企业文化中心，主要负责运行企业内刊。林天宏对自己的估价向来很高，他全然接受万达的上级领导形容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未免太“屈才”了。

但考虑到 35 岁转行，内刊是他可以立刻上手且最稳妥的选择。

此前一年，他在冰点的前同事张伟创办了个人公号，之后演变为新世相。林天宏也迫切想跳出原先的沼泽。

前媒体人们的“致富道路”似乎给了林天宏不少信心。

曾任《中国周刊》与《京华时报》总编辑的朱德付 2010 年加入阿里巴巴，任集团副总裁。《21 世纪经济报道》的顾建兵、颜乔和杨磊，任阿里公关总监。《南方日报》的陈亮任支付宝公关总监。

2014 年，阿里投入 5 亿人民币入股南方报业旗下的《21 世纪传媒》，控制 20% 股权。

林天宏声称自己并不羡慕那些早先跳槽到阿里的媒体人，但他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这群人早已“财务自由”。

他认为自己对物质的欲望极低，但自己的小孩必须享受最好的条件，“小孩的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

“我不想在媒体待了，我也不可能去做公务员，那不就只能去企业了吗？那就去企业看一看，做 PR。

对于 PR，我没有鄙视链，我从来没有。凭什么鄙视？鄙视什么？哪个行业不是行业，就记者了不起？我的心态一向很健康。我鄙视的是具体的人，而不会去鄙视某个行业。

而且 2014 年是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的趋势，我都算出来的晚的了。我有几个好朋友很早就从媒体离开去阿里做 PR 了，阿里上市之后都财务自由了。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不干了，也有自己做基金、做投资的，有人跑到加拿大开个中餐馆，买个冰球队，过起了这种生活。那个冰球队的朋友玩了两年又觉得没劲了，又回国工作了。

反正大多数人都在各个企业间跳来跳去，因为你跳了，你身价就涨了。

也有原来的老同事还在《人物》，留下来每个人原因都不一样，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女生，女生生孩子以后，事业上就没什么上进心了。记者不用坐班，可以带小孩，收入也还可以。

大多数女生都是这样，男生基本上都出来了，现在都财务自由了。

我也不羡慕，那他们买个大别墅，我觉得，哎，还不错，但实际上我对物质没有太强烈的欲望。到今天我穿的还是网易严选的短体恤，我也没有什么名牌。家里花销最大的就是小孩，小孩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当时我有几个选项，腾讯、新浪，还有一些企业，好几个地方都发了 offer。后来我就觉得去万达吧，那是中国很牛的企业，要去就去最好的企业。

我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的运行逻辑和媒体是不一样的，我以前觉得媒体是真理，是一个人生的价值观，三观的制高点的地方，但去了发现其实媒体才是少数派。

中国真实的逻辑是在下面的，媒体那是最上面的逻辑，决定上限的东西，你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包括企业、民间的三四线城市，那些东西才是真实的中国。媒体是一个相对阳春白雪，相对的一个飞地。今天看，这个飞地都不存在了，没有了。

2014 年那会儿，我们部门都是年收入很高的阶层，部门起薪是七八十万到一百多万。我当时去就做了一个小调研‘你们看不看杂志和报纸？’

20 多个人只有一个人订了一份报纸，订的还是宠物报。

部门里也有一些年轻人，一样不看这些。我后来到阿里，碰到雷洋那个案子，说他在昌平回龙观嫖娼被警察打死的事情。你再看我们部门 90 后小孩聊的东西，你会觉得你在媒体做的工作都他妈是白做的。

你能影响的只是想被你影响的那些人，是极少数的人。

我就不可能再回媒体了，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没有再回去的意义了。你的好奇心，你的兴趣，你的收入，你现在积累的职场履历，你的技能数选项，还回去干嘛？

我觉得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去媒体干两年，还是可以得到很多锻炼，这种锻炼在万达这种地方可能就是螺丝钉。在媒体，整个人的综合素质，个人交流的能力，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都会提高。在媒体干完以后，到任何行业，有这些素质都可以干得不错。

但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可以长待的地方。

我去万达的主要工作是做万达内刊，有十几万的读者，花的钱比《人物》还多，就一个土豪企业。我手里一年要过几百上千万的成本，就一本企业内刊。

我去万达是 2014 年，我 35 岁转行，我要去冒险，但不能纯粹冒险，得稳妥，因为我这个时候转行的成本太高了。如果不稳妥的话会有问题，所以我当时去了企业文化中心，第一，做内刊我很熟悉，得心应手。第二，企业文化中心是整个集团信息的集散地，所有的出口入口都在这里。我能快速了解所有部门，所有子公司的信息。那个地方的人对总公司的了解是其他部门的人比不上的，也很符合我去了解一个企业运作，真实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那地方八卦也多，因为你跟老板离得近，知道这些大老板们心里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事情。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跟着王健林，看他的行事作风，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新的刺激，新的体验和成长。我在做《人物》杂志的时候，也采访了王健林，那个时候他在我面前的样子和真实的怎么可能一样？他对媒体是另外一个面孔。

我在万达并没有成就感，那个地方薪水翻了好几倍，花起钱来舒服很多，除此之外有啥成就感？只是说每一个新行业，你都能学到很多新东西，你能了解一个新的世界的运行规则，这些人是怎么理解世界的？以及你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你需要具备哪些能力，这些能力怎么获得？

有一次万达团建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的同事都会笑，大家平常都非常安静，非常压抑，收敛，不怎么说话。领导说什么就服从执行，这种执行力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见过，包括到阿里。

万达下面每个子公司都有一个企业文化专员跟总部对接，算起来有 400 多个企业文化专员。比方你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总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十分钟不看微信，就有 400 多条未读微信，一看全是‘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今天总部说：‘我们要做一个集团的大活动，所有企业文化专员请你们把个人头像和工号头像都换成统一头像。下午 3 点之前换’。下午 2:50 你看，唰，全部换完，像一个军队一样。你在媒体你能想象吗？

更深层次的是跟领导的关系，以前我跟老杜随便开玩笑，我跟李海鹏互相骂。

在万达我的老板说：‘天宏，你是不是不会写消息？’我心里想，我操，我一拿过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的人。我说：‘是，老大，你批评的对，我是没写过消息’。我就得笑呵呵地去面对。

每个企业都有乱七八糟的事，勾心斗角，办公室争执都有。我自己不玩这些，我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过客，体验一下。我之前就规划了，万达有很多子公司，我最后还是要去做业务，企业文化部门只是一个过渡。

所以后来我就去了万达影业，我 40 岁了，该是扎进一行的时候了。我想去做电影，电影本身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总部待了八个月以后，有个机会我就去了。从 2015 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电影，我觉得我会一直做下去。

万达之后，我又到阿里影业待了两年。在阿里刚开始有成就感，把电影宣传做好，让大家都知道，票房还不错就是成就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而且我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在影视行业里，我有一个自己的专业性。

做电影宣传的问题是你觉得明明这就是坨屎，但你要把它包装成冰淇淋，但还是屎啊，你还是想做冰淇淋，与其这样，为什么自己不做内容？

这和我来上海到 ONE 这里做内容是有关系的。来这边一个是想离开北京，北京雾霾太严重，正好海鹏在这，也找我过来。”

2011 年，林天宏在冰点写就的一篇文章被用做福建高考语文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题目，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以为自己写的文章嘛，自己肯定清楚，做起来得心应手，没想到一对答案，好多都不会做”。

这条微博转发量达 6 万次，评论 1.4 万条。

林天宏并不抗拒自己是微博早期 “KOL，公知”的说法。

他认为那是年轻人可以有所成就的时期，也是自己最飞扬跋扈的时候。

那时候他看齐的人正是现在自己的老板韩寒，“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韩寒的一些观点和我很符合，他的世界观很正，就是他做公民的那个阶段。”

“公民韩寒”、“知识分子”的说法起于 2008 年，韩寒第一时间赶到四川灾区，在博客上充当物资中转站，向网友征询灾区物资，并发表《地震思考录》，收到了 32 万次转发。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天宏和韩寒过去十年里有着极其类似的轨迹。

他们从积极行动变得缄默不语。

林天宏尽力磨平自己的棱角，删掉了自己的所有微博。韩寒尽管保留微博，但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大多数时间都在拍电影。

林天宏把这些转变都称之为“成熟”。

“到万达以后我就把微博关了，想把自己藏起来，因为到了企业以后越低调越好，你不要让人掌握太多你的信息。我也不发朋友圈了，发也是发公司那些事，或者分组把同事屏蔽了。到那种环境，人要学会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低调。人多必失，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个有个性的人。

该删的也都删了，微博我也不用了，现在也不用。

我没什么想说的，想说的就跟朋友说，还当 KOL 吗？没有意义啊。

其实在微博早期，因为几件事情我还红过。我曾经的一条微博是新浪 2011 年的十大微博之一，2011 年还是新浪最火，公知角色最火的时候。

但现在，你说了有什么用？没有用啊。当年写了那么多东西，写了那么多稿子，说那么多话，又能怎样？一切一切不都在倒退吗？当年《南方周末》闹的那么厉害，那可能是中国传统媒体的精英跟体制对抗的最后一次努力吧，那也失败了。

这帮哥们儿现在都在阿里做 PR，没有意义啊。不是说你做这些事儿，大家支持，但是没有意义，那还挺悲壮的。但你发现没有人关心啊，只有你那个小圈子的人关心，大多数人就是舞照跳马照跑，该打麻将打麻将，他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听阿里那帮小孩讨论雷洋案子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过去说什么‘启蒙’、‘公民意识’都是什么鬼？这些小孩也都是读大学上来的，还是没有概念，而且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在中国是绝大多数，那有什么意义？我宝贵的有限的人生就是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

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没有欲望。

包括韩寒，韩寒是一个三观特别正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以前韩寒还写东西，现在韩寒一句话不说。他现在也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跟我很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事，而不关心外面的事。外面又能怎么样？现在 90 后、00 后，哪会去关心这些严肃的事？

我就拍我的电影，我电影拍好了，还可以影响更多人。你要说韩寒变油腻，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任何事情做下去都会有它的效果，只是说你要衡量一下这个效果和它的性价比。

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浪费的，你说一句话，白说了，没关系。那又怎样？但你越来越大，精力越来越有限，你会觉得这句话说出去，有十分的效果我才会说，一分的效果我都不一定会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像鸿茅药酒这个事，在当年早一棍子拍死了，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才把人给捞出来，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当年类似的事，西丰县的县长派警察跑到北京抓记者，当天下午记者圈就传开了，大家各种发微博声援，马上道歉。

那是当年，现在在倒退，没办法。

我现在想想 2006 年的时候冰点可以发那样的东西，今天想想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我们这样的人在那时候还可以在微博上那么蹦跶，也没人找我麻烦，都不可思议。

今天我不说话也有安全的考虑，一个我要为公司着想，第二个我要为家里人着想。

我现在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人，他们现在还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又是他们的依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也不能再去做一些可能给我自身带来太大风险的事。我不会在公共领域随便发言，你不知道现在国家的尺度是什么，特别严厉的审查很容易就出事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我现在手头有几个小说的故事开发，如果能做好的话，还能留下点东西，最起码我知道中国电视剧市场缺什么，看能不能拿出好作品，把空白填上，这就是最实在的想法。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就很有意义。第一我要对得起老板给我的工资，第二我要对得起这帮人，我带他们，不能没有任何成长，他们的身价没有提高。第三我真的能做出一些好故事来。

我一直都对自己很满意，我现在也蛮开心。我觉得人成长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学会怎么样更好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更和平的和这个世界相处。原来老话说，当你见过这个世界很多丑陋黑暗的东西后，你还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和好奇心，那才是真的好的态度。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林天宏并不承认自己是犬儒主义，他只是认为自己和世界相处的方式不是对抗或者改变而已。

“我一个朋友叫贾葭，你看他现在在干嘛？他曾经是那样的一个人，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的传统媒体人，有这样想法的人应该是绝大多数。就是没有意义，如果你真的很有勇气去改变，真的能改变些什么，我会觉得咱们这样的牺牲也许是有价值的。”

“但你后来发现没有意义啊，能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

9 天前，2018 年 5 月 19 日，林天宏转发了过去一年内唯一的一条微博。

微博转自 2008 年和林天宏一起前往四川灾区采访《回家》的摄影记者贺延光。贺延光写到自己 5 月 16 号收到《回家》中程林祥妻子刘志珍的求救微信。“恩人”赠送他们的房子拖了 8 年时间也未能解决，2018 年 5 月 11 日，就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前一天，政府抓走了她的丈夫程林祥。

截止发稿，这条微博有 0 次转发，2 条网友评论。评论内容和这个家庭毫无关系。

题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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