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认为相较于日本，德国清除纳粹化的努力更为彻底，也因此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更为彻底。然而根据尼尔·弗格森所描述的基辛格当时在德国的“肃反”经历表明，这一说法不乏夸大与一厢情愿的因素，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战后德国去纳粹化的努力远非彻底，中途更是转为以反苏为重点。人们之所以会得出德国人反思战争罪行更为真诚的印象，可能更多来自德国领导人面对波兰等国人民的真诚忏悔，而这或多或少遮蔽了去纳粹化行动中的暧昧不明之处。
消灭纳粹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划定界限。从理论上讲，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投机分子”之间、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主犯与从犯之间是有明确区别的，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别却很模糊，美军对于纳粹分子的界定标准也经历了数次变化。
1945 年 7 月 7 日，给基辛格所在的反谍报部队的命令是“有公职即有罪”，136 个职业被归为强制性免职类别。1945 年 8 月 15 日，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下令“免去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职务”，将反谍报部队的职权范围扩大到可免去商界和职业界的“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而不仅仅是在公共服务业，被认定为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者不仅会失去工作，财产可能也要被没收。
同年 9 月 26 日，美军德战区司令克莱将军颁布第 8 号法令，对该命令做了补充，规定从事职业属于 136 个强制性免职类别的前纳粹分子，再就业时只能从事体力工作。参谋长联席会议第 1067 号决议设想的方案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建立“一套协同系统，对德国的教育实行控制”，还要制订一套“确定性的重整计划……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教条”。
一开始，反谍报部队特工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活动还比较顺利，本斯海姆是黑森一个叫作伯格施特拉塞尔的葡萄种植区里最大的镇子。
基辛格在本斯海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拟定一份完整的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已知的盖世太保成员名单，文职人员也包括在内，并开始实施围捕。有四名盖世太保成员先后落网，于 1947 年 3 月被送上美国军事法庭。他们被判处死刑，并于 1948 年 10 月被绞死。
基辛格领导的 970/59 反谍报队有 16 个人，承担着对“工业界、职业界、商贸界和行政部门”进行全面调查的任务，“用获取的信息作为制定消灭纳粹工作标准的基础”。当美军第 7 军司令命令实施旨在肃清纳粹政府工作人员“救生圈行动”时，基辛格对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地区全面实施消灭纳粹的计划已经胸有成竹。
然而这种激情很快就过时了。界限虽然划定，然而对反谍报部队特工基辛格来说，甄别罪犯的任务异常艰巨：德国人向反谍报部队和军政府相互揭发，历数对方罪状和政治信仰的材料连篇累牍。几乎所有的前政府高级官员都跟纳粹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把他们全部清除势必引起混乱。
跨越 1945 年到 1946 年的那个冬天，大批德国前官员被清除，从而导致了政府瘫痪。在这个空前寒冷的冬天，德国公众情绪非常低落。基辛格的反谍报队报告说：“人们对德国的前途变得更加悲观。没有过冬的煤、德国被彻底孤立、得不到任何救济，这些因素使民众情绪异常悲观。”从东线来的难民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只会加剧食品、燃料和住所的短缺状况。
至于美国人试图用爵士乐和电影使德国人“美国化”的做法看来也是适得其反。很多善意的德国人质疑美国人强迫德国听众接受美国音乐的做法，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由于没有背景介绍，这些音乐常常让德国人听起来觉得低俗、刺耳。美国电影也不受欢迎，由于放映的影片多数是典型的娱乐片，展示的多是多彩、富裕、甜蜜、欢愉的生活，很难为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德国）人所接受。
而最尖锐（也最伤人）的抱怨是：反谍报部队其实就是美国版的盖世太保。德国民族已经受够了揭发、审讯和定罪的套路，现在以解放者自诩的美国人却试图对他们进行某种善意的“再教育”，这简直太荒唐了。
克菜决定调整工作方针。1946 年 3 月，克莱将军抱怨说人手欠缺，无法完成消灭纳粹的工作。这项工作首先意味着制作铺天盖地的调查问卷，让德国人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按不同程度进行精确自评：主犯、罪犯、轻微犯罪者、追随者、同情者等等。据说表格上有131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曾经是纳粹党成员吗？”可以想见，不是所有人都会完全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到 1946 年年中，克莱和他的同僚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旨在消灭纳粹的“救生圈行动”已经使美占区内 1/3 的政府官员遭到解雇，这明显与实现政权顺利过渡、建立德国自治政府的目标格格不入。后来克莱把消灭纳粹行动称作他“最大的失误”，认为它是一次“毫无希望、意图不明的行动”，将小纳粹分子和大纳粹分子构筑成个“令人同情的‘命运共同体’”。
此外，“救生圈行动”还在真正反纳粹的人当中造成不和，而美国人需要依靠这些人来确立可靠的地方领导，对付纳粹的同情者、狂热的纳粹分子和那些试图通过揭发以前的同志向美国人邀功献媚的前纳粹分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主义残余的迹象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消灭纳粹政策本身引发公共“不安”的报告。一些德国人，其中包括一部分牧师，指责揭发行为“有悖基督教教义”，另一些人则抱怨“强制性消灭和酌情消灭之间的界限划得太专断，措施缺乏灵活性”。不堪重负的反谍报部队也希望不要把消灭纳粹作为一项由美国主导的政策，而要“将其降格为一个德国内部层面的问题”。
1946 年 5 月，基辛格建议将约阿希姆·格奥尔格·伯克（一个研究德国巴洛克时期文学的专家）从海德堡大学开除，因为他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支持纳粹的行为。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伯克在海德堡大学一直工作到 1949 年，后来他搬到苏占区，此后便一直在东柏林工作。
他是成千上万没有受到惩罚的死硬纳粹分子中的一个。这些人没有受到惩罚是因为消灭纳粹的初衷让位给了更加务实的政策，也让位于盟军眼中来自苏联的更大的威胁。
后来基辛格来到欧洲战区情报学校教书，一开始他负责教“德国历史与思想”和“情报调查”，后来校方很快要求他增设一门“关于东欧的课程，介绍波兰、捷克斯各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及土耳其的背景知识和当前发展情况”。新开的这门课暗示了政策的新动向，反映了最高层的一个决策：停止消灭纳粹行动，进入反苏阶段。
据说基辛格对这项新任务很感兴趣。凯南、丘吉尔和奥威尔一致认为“对苏联的一场冷战已经开始”，其他人不一定相信，但基辛格深信不疑。基辛格还对如何防止共产主义者进行颠覆活动提出了严厉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对文职人员实行长期监视”，手段包括使用“线人”、“检查”信件和电话通话，对“临时工作人员”也应该“时刻盯紧”，特别是“共产党员”，基辛格写道：“一般来说，这个岗位不应该聘用共产主义者。必须密切留意那些对共产主义者持友好态度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威吓那些虛弱、儒弱和冷漠的人”，从而“将安全漏洞限制在一小撮比较容易监控的热分子身上”。
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反纳粹谍报人员，到一个充满冷战偏执口吻的教师，基辛格的经历充满表明了德国战后去纳粹化努力的虎头蛇尾和不尽如人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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