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声讨巴黎公社之时，马克思看到了机会。

在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描述中，尽管“公社成员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想在法国其他地区建立的‘城市共和’与马克思的集中制专政纲领正好相反”，不过，马克思正确地估计到，“这个事件使拿起武器的工人在全世界威名远扬”。远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看到了政治出击的时机已到，或许还意识到了这个名字的价值。于是，他发表了一份小册子，把这次叛乱说成是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的尝试——无产阶级被唤醒了，即将建立共产主义。”

这就像一个预演。不管后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能入马克思的法眼，但他们都学会了这一点：拿过来成为一个工具，“可以利用这一生动的形象来鼓动下一场革命”。

霍布斯鲍姆在 1980 年代复盘 1930 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时，发现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用来调动起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就像马克思信手拈来发现了巴黎公社一样。

还是那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殖民主义者会从这句话里看到失落，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者无疑会从这句话中看到勃勃生机。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只是锁链，拥有的是整个世界。

对此体会最深的人，恰好是那些在英国、法国这一类的宗主国研习文明世界的人。甘地、波尔布特、胡志明、真纳、尼赫鲁、李光耀……他们的身份是律师、教师或者其它知识分子，西方文明的传承者。

然后，他们成了宗主国最大的敌人。

恩克鲁马是其中一位。

1.夸梅·恩克鲁马在非洲

夸梅·恩克鲁马（Kwame Nkrumah）出场的时候，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已经过去了 30 几年——从 1922 年的埃及算起，独立运动主要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地区。在 1947 年回到黄金海岸投身独立运动之前，他在英国学习法律。他在那里受到左翼政治影响，他与英国共产党人结交并参与反殖民抗议活动。他说在英国成为了一个“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者”（Marxian Socialist）。

黄金海岸（Gold Coast）是英国殖民者留给当地的名称。1957 年，在经过多年自治后，它成为第一个摆脱欧洲殖民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改名“加纳”——一个 11 世纪西非帝国的名字。

但加纳的独立只是一个开始。恩克鲁马说：“如果我们的独立不能与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联系起来，那么它就没有意义。”

一种叫“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张，把加纳作为支援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基地。独立次年，恩克鲁马就召集了非洲各地的黑人政党、工会和学生团体在首都阿克拉举行全非人民大会（All-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共同商讨“非洲非暴力革命”，鼓舞了一代民族独立先驱。到了 1960 年，20 多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加纳在其中功不可没。

1963 年，恩克鲁马联合 31 个新生的非洲国家成立“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iton of African Unity），继续支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这是如今非盟（African Union）的前身。在该组织的宪章序言中，恩克鲁马首次使用了他创造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概念——前殖民地虽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经济和文化仍然受到外国控制。

虽然恩克鲁马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加纳的官方纲领，但是他寻求将加纳的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追求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谋求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合。

“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在 1955 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的基础上，1961 年，恩克鲁马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萨尔一起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当时东西阵营之间已经被“铁幕”分隔，并呈敌对之势，小国被要求为了自身安全加入其中一方。但不结盟运动的呼声是：“第三世界”要独自自主，不做任何一个阵营的附庸。

这些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有着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分布，它们尽可能弥合分歧，站在一起。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比如中国，也有力挺资本主义的，比如菲律宾。还有许多居于中间，拥抱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甘地的“萨尔乌达耶”（Sarvodaya，造福众生），或是苏加诺的 “NASAKOM”——某种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统合。它们往往既强调平等，又维持等级制。

不结盟运动最核心的支持者，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很快将被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在后者看来，真正的去殖民和民族解放，只有在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之后才有可能实现，阶级斗争是必经之路。

像恩克鲁马这样愿意主动与资本主义脱钩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抵御自己的集权倾向，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镇压工人罢工、制定《预防性拘捕法》，并在 1964 年将加纳改造成为一个一党专政国家。1966 年，在一场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中，他被推翻，流亡几内亚。

但是“恩克鲁马主义”如今还活着。2018 年 4 月加纳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军事合作协议，允许后者使用其机场的时候，一个以“恩克鲁马主义者”自居的青年团体站出来抗议，抨击政府是新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并且指出加纳的经济——虽然 2017 年 GDP 增速达到 8.5%，却基本都是外国所有的石油、矿产等资源采掘型产业——也是新殖民经济。“我们的任务就是砸碎它”，对这些当代恩克鲁马主义者来说，“去殖民”仍是一件他们要用来对世界说不的重要工具。

2.如果克里斯·哈尼还活着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没有看到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废除。 1993 年 4 月 10 日——距离使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的大选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自己家门前遭到一名新纳粹波兰移民及其同党枪杀。

遇刺 12 天后，雅克·德里达开始在美国加州大学做两场讲座，回答在苏联解体、“历史终结”之后，“马克思主义何为？”的问题。演讲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一书，德里达把书题献给哈尼，称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a communist as a communist）。

很多人认为，如果他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曼德拉之后，他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任总统的人。

南非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这个白人工人政党，起初的口号与哈尼一代的使命背道而驰——“全世界的工人为了一个白人的南非团结起来”。不过 7 年之后，它就提出追求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并与非国大成为长期的斗争盟友。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后，非国大也长期与南非共产党分享政治权力。

时间再过去 90 几年，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也过去 23 年之后，现在的南非经常被视作失败的现代化样板：仍有 5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位居世界前十；全国有超过 12% 的人口 HIV 阳性；治安状况恶劣。绝大多数土地仍然集中在白人手中，相当比例的黑人居住权得不到保障，随时面临驱逐，土地冲突频频爆发。在这 20 几年里，一批黑人精英凭借政治关系成为新晋资本家，加入白人的富人俱乐部，对同胞的疾苦却不闻不问。前总统雅各布·祖马将腐败上升到新高度，其行径被媒体特别冠名以“国家劫持”（state capture）。有人说：非国大已经将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的道德资本挥霍殆尽。

因为在民主化前夜遇刺亡故，而且同时是非国大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的克里斯·哈尼成为不满国家现状者借以批判现实的合适的符号。

据说在他 19 岁加入共产党时，就已经意识到：“民族解放虽然是必要的，但不会带来完全的经济解放。”这可以说预言了南非黑人大众今日的处境。而在遇刺前不久，他被问到是否希望进入新的民主政府内阁，他说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事不是谁在内阁里……重要的是斗争的继续，是我们做什么来改善劳动大众的社会处境。”

德里达上述献辞中提到：在被刺杀前哈尼已经放下了在非国大的重要职责，可能还有在即将成立的民主政府中的职位，准备把精力全都放在南非共产党，因此，他变得“危险而突然无法容忍”。

民族独立已经实现，但改造畸形分配制度的“社会革命”何时到来？人们问“如果哈尼还在会怎样？”毋宁是在问：“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在哪里？”“真正的共产党在哪里？”

3. 弗朗茨·法农与暴力萨特

这让人想起出生于加勒比法属马提尼克岛、曾投身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精神医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关于“新殖民”的论述。在他 1961 年去世前完成的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认为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思想意识和经济生活上都“被殖民”的一群，他们耽于享乐，甚至缺乏欧洲资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他们只不过想跳进殖民者的鞋子里取而代之，享受其物质利益。如果他们掌权，殖民地就算独立，也依然会被前宗主国控制，陷入“新殖民”处境。他认为真正的革命的希望在于农民和城市里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不同于马克思认为他们思想落后、缺乏政治觉悟，法农寄希望于他们用暴力来彻底打破殖民剥削机制，实现真正的解放。在他看来，去殖民绝不仅仅是升起一面新国旗，而是实现真正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是“创造新的人”。

用同时代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哲学家萨特在 1961 年为《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序言中的话说，“为了与我们（注：指前宗主国）开展斗争，前殖民地必须与自己开展斗争。”

在这篇序言中，萨特还说出了另外一段充满杀机的话：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等于同时毁灭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他压迫的人；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活下来的人将第一次感到，他的两脚踏在民族的土地上。

4.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世外桃源与纳萨尔派的恐怖主义

在英国学法律、在南非做律师、难以忍受殖民主义压迫、被尊称为“圣雄”的甘地——他选择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策略来争取民族独立。

“英国人要让我们和他们较量机枪的威力，但那是他们有而我们无的武器，我们要击败他们的唯一胜算就是和他们较量我们有而他们无的武器。”

到 1957 年的时候，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这一年，马克思主义者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放弃了武装革命路线，接受了议会政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共产党执政的民选政府（在 1945 年，共产党曾经在意大利境内的城邦国家圣马力诺赢得选举），与国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交替执政，据说还真的让这个地区在减少贫穷、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不凡成就，就连种姓意识在这里都几近销声匿迹。

1967年，从印共分离出来的“印共（马克思主义）”又在西孟加拉邦赢得选举参与执政，但是却没有和当地要求土改的农民运动站在一起。后者在大吉岭地区纳萨尔巴里村的起义，催生了一系列被称作“纳萨尔派”的小型毛派武装组织，长期走游击战路线，试图推翻印度政府，完成一场中国式的革命，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称之为“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

印度最尖锐的异议人士、曾因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获得布克奖的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曾在2010年采访了印度中部的纳萨尔派，并出版了长篇报道《与同志同行》（Walking With The Comrades），称自己不支持暴力，但即便被关进监狱也会支持纳萨尔派。她在书中指出当地纳萨尔派声势的壮大来自于政府向企业出售他们生活的山区的矿权和林权，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之所以没有走上甘地式的道路，是因为即便甘地主义的抵抗也需要一群“听众”，而在这里，根本没有人听。

5.电影导演索拉纳斯和赫蒂诺

“第三电影”（Third Cinema）是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Octavio Getino）在 1968 年发起的一场后来席卷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电影运动，两人撰写的运动宣言引用马克思和法农，提出革命的电影不是用电影记录革命的过程，要用电影引领第三世界的反帝革命。

两人合作的 1968 年上映的三部头长篇纪录片《炼炉时刻》（Hora de los Hornos）是这种第三世界革命电影的代表作。《炼炉时刻》的开场旁白这么介绍拉美的新殖民主义的起点：

“拉丁美洲的独立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背叛了。”

1826年，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赢得对西班牙的决定性胜利的同一年，新上任的阿根廷首任总统就与一家英国银行签订了一份诡异的贷款协议，把国有银行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国人。从此，

“英格兰取代了西班牙，控制整个大陆。从前它得用武器得到的东西，现在用贷款。阿根廷出口羊毛，进口纺织品，出口肉和皮革，进口大钢琴。 出口业的资产阶级从此成为欧洲工业界的农业附庸。历史上第一次，一种新的支配被用于拉美——通过本土资产阶级实现殖民商业剥削。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诞生。”

如果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话，那么他们说得都对。他们受益于 1949 年两位经济学家的发现。

这个被称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亦可译作“附属国理论”）的理论是说穷国在和富国做生意的时候，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它们卖原材料给发达国家换来的钱所能买到的后者的工业产品，变得越来越少了。

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发现穷国越来越穷，恰恰是因为他们和富国做生意，把它们锁进了一种“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便他们积极利用自然资源，但就是得不到实质性的经济发展。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法解释的，因为它假设自由贸易会让双方受益。

依附理论认为这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的，穷国只能向富国出售便宜的原材料，富国却将昂贵的工业品卖给穷国。维持这种不平衡的常常是穷国内部的精英，他们与富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要打破这种关系，要么说服这些精英改弦更张，不要继续用自己的资本和服务来维持这种依附关系，而是投资于本国的民生需求，或是投资于国内的进口替代（用本国工业品替代进口品）产业。但这通常指望不上，所以这一激进的经济学理论也认为，那么就只能靠革命来推翻这些精英，从头开始设计经济。

幸好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二战之后重启的全球化结局各有不同。后发展国家获得成功、老牌发达国家日子过得不舒服，这样的事正在发生着。关于全球化，我们现在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太多。相反，就跟现在两大重商主义巨头正在争夺全球化的全球领导权一样，收获的荒诞倒是不少。

6. 民选总统阿连德

但西半球在自己的节奏里有了不一样的故事。先是 1959 年古巴戏剧性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从 1965 年开始输出革命，托残酷越战和 1960 年代的青春期意识形态的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就风起云涌起来。

不过，真正做成事的，倒是一个竞选上台的人抢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风头。1970 年，经历三次选举之后，智利“人民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了第一个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总统。

上台之后，他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著名依附理论经济学家、90 年代就译成中文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的作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就参与了这场改革。阿连德的改革举措之一，是将多家美国所有的铜矿收归国有且不予补偿，因为这些铜矿之前多年利润率超过智利法律规定的上限。与此同时，政府也收购了多家私营的矿企和工厂，以及大型种植园，后者供农民合作社使用。他还宣布大幅上涨工资并冻结物价，同时发放了大量货币来减少赤字。

国有化，以及滥发货币导致的财政空虚、经济萧条……激起了美国、国内的议会、司法部门和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

1973 年 9 月 11 日，一场由皮诺切特领导的政变结束了阿连德的乌托邦。军队进攻总统府，阿连德拒绝卸任，在最后的广播演说中用过去时提自己，最终死在总统府内。至今，这被一些人作为“另一场 911”加以纪念。这是世界上第一场被电视转播的军事政变。惊心动魄的画面留存在 2004 年一部叫做《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纪录片里。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第三电影”的一部代表作。

值得说一句题外话，在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之后，皮诺切特在 17 年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中还创造了另一个“乌托邦”。他严格地按照自由市场规律来规划了整个国家，并请了芝加哥学派国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指导——难得自由派居然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7.还有教皇方济各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美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提醒人们注意，在这句话前面，马克思还说了：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 年）

津恩说，这有助于人们理解“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是如何在贫穷乡村把宗教的深情与革命运动的能量结合起来的。

“解放神学”是一场拉丁美洲天主教运动。它兴起于 1960 年代。面对拉丁美洲贫穷的大众，教士们决定不止是用言辞来实践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是用行动去关心穷人。为此，教士们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和解释拉美普遍且根深蒂固的贫困，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他们有的长期在偏远山区贫困社区传教与提供社会服务，有些则组织追求公平的社会运动，还有一些拿起武器成为游击队员反抗压迫。

厄瓜多尔神父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曾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密切合作反抗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并在革命胜利后担任新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文化部长。

卡德纳尔说：“是基督把我引向马克思”，“对我来说 ，四部福音书都同样地共产主义，我是个信仰上帝、追随基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为了实现他的王国的革命者。”。

梵蒂冈对这些有着无神论基因的理论天然反感，直到 2013 年，教廷迎来了一位被认为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的教皇——方济各（Francis）。他来自阿根廷，是罗马天主教第一位来自拉美的教皇。

他上任之后，曾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称作“新的暴政”和“恶魔的粪便”，还不断呼吁教徒关心关心穷人，特别是难民、人口贩卖受害者和当代奴工，同时关注生态可持续和气候变化。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他频频含蓄地抨击其政策，被视作“特朗普的对立面”（Anti-Trump）。

在被问起如何看待被人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时，方济各说：“我见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好人，所以我并不觉得被冒犯。”

2015 年，方济各将 86 岁高龄的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邀请到梵蒂冈，意味着罗马教廷对解放神学官方态度的缓和。古铁雷斯在 1971 年出版了《走向一种解放神学》（Towards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理论经典，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苏联克格勃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工具。

8. 维姆·文德斯的《地球之盐》和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在巴西，高举解放神学旗帜的天主教会向农民运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被诺姆·乔姆斯基称作“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巴西殖民时期遗留的种植园制度，加上 1970 年代以来出口型单一作物农业的扩张，兼并了大量土地，因而巴西存在大量无地人口，很多人不得不涌入城市蜗居在贫民窟。这可以说是“依附性积累”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源自拿破仑法典的巴西宪法承认土地的社会价值，规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应该被归还社会。因此，该运动通过组织无地者占领并共同耕作这些闲置土地，从而求得宣称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场运动从上世纪 70 年代发端到 2012 年时，已经成功安置了 100 万人。

高举镰刀的队伍沉默着开入荒园的画面，出现在维姆·文德斯的纪录片《地球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里。影片主人公、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跟踪拍摄无地农民运动。跟所有对“劳苦大众”充满关注的艺术家一样，他说自己在年轻时也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9. 日本共产党和“68 一代”

19 世纪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陆续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和思想引入本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译作是 1904 年《共产党宣言》的一个不完整的译本。日文马克思主义译作极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主义不久之后在中国的传播。如今中文里很多马克思主义术语就是来自日译，比如“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但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比中国的还要晚一年。这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日本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成立，提出要废除天皇制、争取民权、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反对对外干涉、要求撤回驻扎国外的军队。在 19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时期，日共是唯一反对侵华战争的政党——不过，他们并不反对在满洲地区实验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拓荒行动，而且身体力行。

1945 年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日共高度赞赏美国的民主化政策，表示将采取民主与和平的方式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与此同时，它也积极组织工会运动和抗议食物短缺的民众运动，并在苏共与中共影响下，在 1951 年抛出“唯暴力革命论”，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不曾想此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因而招致大规模的“赤狩”（抓捕红色分子），领导人转入地下或者逃往中国。1958 年，日共宣布“克服极左冒险主义”，放弃暴力革命。这引起左翼学生的不满，他们与日共所代表的“旧左翼”分道扬镳，形成“新左翼”，不顾一切地冲向 1960 年代的新的斗争。

在日本准备和美国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的 1960 年，新左翼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发动了声势浩大且极为激烈的游行，反对把本应迈向永久和平的日本重新绑上美国的战车。安保条例在国会被强行通过后，学生运动分裂为大量不同派别。

1967 年，这些派别发动了第二波反安保斗争。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画面是：学生们头戴五彩头盔，手舞木棍与警察作战，被占领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塔楼上挂着“造反有理”的条幅。的确，这时的学生们受到中国文革、和欧美学生运动的影响，并被越战激怒。与美国的联手，让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乃至民族性产生强烈的否定。不过除此之外，当时文凭的商品化、学费的上涨，也被认为是引发学潮的部分原因。

在 1969 年对东大的封锁被警察攻陷之后，学生运动陷入低谷，一些新左翼派别走上暴力革命路线，实施爆破、劫机，甚至是自相残杀（浅间山庄事件）。极端暴力使新左翼被社会拒斥，陷入沉寂。

《拥抱战败》的作者约翰·道尔认为，日共在 1950 年代虽然遭受重创，但是它让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想深入人心，并融入日常生活。以至于，日本后来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接受国家干预，而企业文化也比较强调与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今天的日共，仍能在议会政治中有所表现。人们对右翼政治越失望的时候，就越容易投票给日共。2015 年，它成为地方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同时党报《赤旗》的每日发行量达到 120 万份之多。

而新左翼（或者称作“68 一代”），则因为 1970 年代骇人的暴力而骤然沉寂之后，开始转战各种立足“日常生活”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比如环保运动、消费合作社运动，或是电影、戏剧等大众艺术实践。政治社会学者安藤丈将在出版于 2013 年的《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一书中认为：正是由于“68 一代”选择遁入日常生活追求“自我革命”，放弃积极介入政治、立法，所以变成无力的一代。所以，当福岛核电危机出现的时候，即便他们也反核电，却无力改变日本核电政策。但是在“68 一代”看来，在当今的世界，更大的政治恰恰在于日常生活。

但是无论如何，2015 年 8 月 30 日，当安倍晋三试图像他外祖父岸信介在 1960 年强推安保条约那样强推安保关联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时候，10 万抗议人群再次出现在国会议事堂前。

这被称作日本的“第三次反安保运动”。学生团体“SEALDs”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动员作用，老一辈“新左翼”给了他们积极的支持，尽管这场运动，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

封面图为 1964 年智利支持阿连德的游行队伍，来自 pxhere；内页题图为日共宣传车，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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