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国际知名艺术机构开始了海外扩张，中国是其中一站。相比明年将在上海设立临时展馆的蓬皮杜，和已经在深圳设计展厅的 V&A，泰特美术馆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些“传统”——和中国机构合作一场展览。

泰特旗下共有四间展馆，最先在中国开展的并不是近些年更为大众熟知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而是相对“古典”的泰特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早在 2009 年，泰特不列颠就与中国美术馆合作，展出威廉·透纳的作品。今年 4 月，筹备近两年的“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1700-1980）”在上海博物馆开幕，71 件馆藏跨越三百年，来自庚斯博罗、透纳、康斯太勃尔、吉尔丁、科曾斯、拉斐尔前派、印象派，以及更为晚近的超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先锋派。

“很少有人能理解英国人对风景画的热爱，这是属于我们的‘文化基因’”，Anne Lyles 是本次展览的执行策展人，她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不同于“写意”的中国山水画，写实的英国风景画从上流阶层发端，逐渐扩展到大众审美。策展人 Richard Humphreys 为这次展览撰写了导览前言，在他看来，英国的艺术家和大众用了三百多年讨论一件事情：什么值得被观看。

和大多数现代人的想象不同，以往的人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自然是美的。

最初风景只能作为肖像画、宗教、神话类绘画的背景。直到 17 世纪，上流阶层才开始流行“壮游”（Grand Tour），目的地是欧洲大陆，英国人去往法国、意大利感受艺术和文化，也记录沿途风光。

17 世纪的旅人还会在山峦间感到恐惧，到了 18 世纪，透纳等风景画家已经明确了自己要找寻的东西——自然的“崇高”（the sublime）。据称，透纳曾将自己绑在一艘蒸汽船的桅杆上，以便在暴风雨来临时感受到其威力。他用瑰丽的云彩、海浪和暴风雪展现自然之壮美。泰特美术馆藏有透纳最丰富的油画、水彩和素描作品。

风景画甚至带动了乡村旅游，威尔士、湖区和苏格兰吸引了大量游人，在工业革命的蒸汽和浓烟里，人们试图在这里“保留”田园牧歌的美好想象。

从工业和贸易里赚到钱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新的买家，他们愿意买一些中小尺寸的作品装饰自己的客厅，“橱柜画”（cabinet painting）是时兴的畅销品。但中产买家们不喜欢黑暗的蒸汽、码头、汽车，他们更喜欢一些容易“看得懂”的作品。

除了策展人的导览前言，泰特扎实的策展功力还体现在每一幅作品的展签，简短的文字提供足够的补充信息，Anne 希望中国观众可以注意到这些“彩蛋”。

美国画家 Whistler 的作品《夜曲》也被收录在本次展览中，他描绘了 1875 年泰晤士河畔的一个花园。不同于之前的田园风光或是壮美的自然，Whistler 用黑色和金色的影影绰绰描绘了城市的一处街景，人们常常用一场烟火结束热闹的夜生活。但这“惹怒了”当时的艺术评论人 John Ruskin，他批评在工业化已经严重污染城市之时，这幅平庸的画作是对丑陋现实的美化。你可以在这幅画一旁的文字里读到后续故事，Whistler 将艺评人告上了法庭。

在泰特官网，泰特的研究员们补充了这则艺术圈“花边新闻”背后的严肃议题。

Whistler 赢得了这场官司，但除了少得可怜的补偿金，他付出了惨痛代价，这幅《夜曲》被媒体嘲讽，再也没能卖出去。不久后画家宣布破产。而输了官司的 Ruskin 也需要消化这股冲击——城市街景有什么好看的，还是被工业“毁了”的街景。

长久以来，艺术在为上流阶层专享时，也自认为负有道德教化的目的。但随着中产消费和大众审美，对于“什么值得被观看”，人们给出越来越多元的解读。

康斯太勃尔呈现了苏格兰南部一处沙滩上的“贫富不均”（《布莱顿链条码头》），滨海大道上举着洋伞观景的富家小姐，和另一侧劳作中的渔民。

乔治·克劳森绘制伦敦北部一处农田中的劳作场景。展签提示，画面中原本只有两个穿着朴素的农民，但画家为了“提高作品被出售的几率”，他又加上了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女孩，以家庭氛围冲淡严寒中劳动者的艰辛——除了庄园、旷野，当时的中产买家并不喜欢“真实”的农村场景。

“看起来这有些矛盾，艺术家有自己的主张，但也要考虑到买家的品味”，Annie 告诉我们，“总要活下去，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

直到更晚近，1934 年，英国画家爱德华·伯拉来到纽约，他绘制了哈莱姆区的一处街景，画面的主角是几个爵士乐打扮的黑人移民。距离透纳和康斯太勃尔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画家们对“风景”的定义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些年，博物馆美术馆热衷于扩张，特别是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催生的“毕尔巴鄂效应”之后，更容易被人们看到的是它硬体建筑的那部分，由知名建筑师为其量体裁衣，严肃的博物馆成为时尚的城市文化消费地。但归根结底，博物馆与一般网红店的区别还是在于策展。

Anne Lyles 是泰特美术馆成长起来的艺术史家，但她回忆，三十年前，刚刚加入泰特的年轻人们“还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安安稳稳做研究”。当时的泰特还只是伦敦一处有些边缘化的机构，掌握了不少珍贵藏品，但空间有限，定位不明。

1988 年 Nicholas Serota 出任泰特馆长，开启了泰特 30 年的扩张史。

Serota 向泰特基金会的董事们提出，要将泰特分为两个馆，各有定位，其一专注英国艺术，另一个关注国际的现当代艺术作品。前者就是如今的泰特不列颠，后者则是 2000 年成立如今名声大噪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今年 4 月，泰特公布了一批历史档案，涉及 Serota 在提出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后面临的种种困难，他曾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回忆，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刻。

董事们有些举棋不定，1991 年，英国刚刚加入欧盟，在笃信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董事们担心强调一个专注英国艺术的展馆是否合适，甚至有人提出只保留 1900 年之前的英国艺术作品。（如果这个提议当初通过，泰特本次上海展览的藏品将减去不少）。但 Serota 坚持，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今泰特不列颠收藏了 1500 件至今五百多年的英国艺术品。

Serota 的早期改革还包括透纳奖（The Turner Prize），1984 年设立的透纳奖原本面向写作者、策展人和艺术家。Serota 改变了授奖规则，只有 50 岁以下的英国艺术家有资格申请。泰特还为每年入围的候选作品组织展览，与电视台合作，向人们普及，这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艺术作品究竟是什么。

争议声中，透纳奖迅速成为鼓励英国年轻人的“艺术界奥斯卡”，有人认为它拓展了艺术的边界，比如 2015 年的获奖者是一个建筑师团体 Assemble，他们的“艺术作品”是在利物浦一个街区的建筑物改造。

90 年代初，这个扩张计划总算获得了支持，Serota 开始为现代美术馆寻找新址，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处废弃发电厂被选定，年轻的 Herzog & De Meuron 事务所成为它的改造者。2000 年开放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以标志性的烟囱和 2016 年新改造的油罐艺术中心成为伦敦的文化地标。

Serota 被认为是泰特美术馆“帝国”的缔造者，1988 年上任直到 2017 年离任，他用了 30 年让艺术品不再是上流阶层的专属物，也不再是冷清美术馆里小圈子的研究和谈资。提起泰特现代美术馆，人们还是能记起 2003 年，埃利亚松在馆内呈现的那轮“人工太阳”。去年，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游客人数达到了 570 万人次，远远超过纽约 MoMa 的 280 万。

但等到艺术越来越大众，新的问题又来了。2012 年透纳奖的获得者 Elizabeth Price 告诉《卫报》：“我讨厌人们总是说艺术需要变得有趣，或是艺术创作需要让大众‘参与进来’。不，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实际上大部分的‘参与’都把公众当成低龄的婴儿来讨好，不鼓励人们有任何思考和反思。”

在 Anne 眼中，这并不是个新问题，就像早期风景画创作者在艺术创作和买家品味之间进行的微妙把握一样，“人们需要定义什么是值得被观看的‘风景’”。

注：展览时间为 2018 年 04 月 27 日-2018 年 08 月 05 日

地点：上海黄浦区人民大道 201 号上海博物馆一楼

（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均由 Tate Britain 提供，题图为电影《透纳先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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