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部上周发布了一份科研财政文件，香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可按照规定申请中央科研经费，科研独立性在香港引发讨论。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周日，香港大学负责研究事务的副校长贺子森在参加一档电台节目时说，名誉对科研来说很重要，他不相信任何同行会因为从中央政府拿了经费，就觉得有义务在研究上听从政府指挥。

尽管没有科研人员公开表示对中央资金保持谨慎或负面态度，但包括贺子森在内，各方都主动对此做了回应，希望打消顾虑。

上周二，大约有 160 名香港顶尖的科研人员出席了一场论坛，讨论科研经费增加后的新机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了论坛，表示欢迎这项政策。她还解释说，这份文件里提到的“爱国爱港爱澳科学家”没什么特别。

中国科技部、财政部 5 月 14 日发布的这份文件名为《关于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根据规定，港澳特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可通过竞争择优方式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并获得项目经费资助。港澳机构可联合内地单位，按照指南要求牵头或参与申报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相关项目，并根据港澳特区科研活动的实际支出情况提出项目经费需求。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主管部门可根据科技计划管理制度、本规定和港澳特区的实际情况，对港澳机构申报、承担项目的具体要求事项做出专门规定，并积极邀请港澳科学家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战略咨询、项目管理和验收评估等工作。

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对去年一封科学家群体来信的回应。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17 年 6 月，24 名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信，“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

除此之外，去年三月，全国人大收到了一份呼吁香港、内地的科研合作变得更开放、简单的提议，提到的问题包括：如何申报内地科研项目和经费、科研经费的跨境使用，和科研设备的入境。香港 36 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香港科技大学负责研究和研究生项目的副校长叶玉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重提了这些想法。

“20 年前，香港的研究经费比内地多，现在反过来了。”叶玉茹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

香港在过去几年的研究经费占比相较其他东亚地区，都要少。 2016 年，香港科研经费只占到 GDP 的 0.73%，这一年，新加坡占比 2.1%，韩国 4.2%，中国内地占比 2.1%，其中深圳市的占比为 4%，北京市占比为 6%。

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在文件发布后，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说：“在内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重点实验每年可以从科技部拿到 800 万到 1000 万的经费。”但从 2012 年起，他们每年从香港创新科技署拿到的经费仅为 500 万港币（相当于人民币 400 万元左右）。

贺子森周日在电台节目里谈及科研经费时说，香港政府希望在 2022 年将科研开支占 GDP 的比例增至 1.5% ，他说这是很大和正确的一步，但各方不能“只讲不做”，要有实际行动。

贺子森还说：“资金带来很多机会，很多人看不到这次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机会是多方面的，本地、国家和国际机会。”香港电台摄录了这段讲话的视频。

如果大学的研究经费、项目高度依赖政府，固执己见就可能错失机会。过去，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校长时就受到过类似批评，尽管他“不合作”的风格为他个人带来了好评，但一些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校园 BBS 撰文指责他作为校长让中科大和在其中就读的学生错失了大量发展机会。

在香港，大学和科研机构现在似乎也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而香港自身面临的情况也类似。在今年的博鳌“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讲话的主题围绕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和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希望两者都更加明确。今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提到“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与此同时，香港还面临人才竞争。广东省官员在博鳌论坛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香港的人才吸引到广东去。

人才被认为是科研的关键，而它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资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经费和资源，如果我们限制他们可以研究的课题，那顶级的教授就不会来香港。”贺子森说。

中央财政首批支持香港科研机构的经费总计约 2200 万元，用来资助香港 16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 6 个香港分部。不算多。除此之外，在新政策下，他们还能更方便地跨境购买和使用设备。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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