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距离广州火车站 3 公里，被广深铁路线、高架和人行天桥“切割”，土耳其餐厅、穆斯林食品超市和酒店门外多是非洲和中东面孔。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巧克力城”的别名据说最早来自广州的出租车司机。

白云山脚下，那个叫做“登峰”的城中村是许多非洲人开始广州淘金梦的第一站，他们租下“握手楼”里 10 平方米大小的“劏房”，放下行李就一头扎进几百米外的写字楼。

小北附近有数个这样的写字楼，底层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铺，每一间都做着批发生意，从假发、女士皮包、足球服、桌布到电风扇、卫星电视……这是一些零基础的新手商人们的“课堂”，中国的店主们熟悉地按着计算器，双方都讲着最简单的英文“this money, and this money”。许多人在这里下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收货地址是非洲。

写字楼里还有早几年进驻广州的同乡，他们租下了或大或小的办公室，开起了贸易公司或是物流代理。新人们在这里找寻经验，也迅速搭建着自己的人脉，哪里可以找到款式齐全的女士皮鞋，谁可以提供靠谱的供货商，哪个同乡值得信赖可以作自己的中间人。或是求得一份“防骗指南”——当中国商品漂洋过海到达非洲时，假货和残次品也堆满了那里的垃圾场。许多人会提醒新人，盯紧每一个流程，不要等货物到了非洲才开箱验货，那时候发现货不对版，哭就太晚了。

还有一些候鸟型的商人，在本国有正职，每年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广州“跑单帮”。他们的订单并不大，无非桌布和饰品之类的小件。在广州，大订单每次运回数个集装箱，十几个小订单也可以迅速攒出一整个集装箱的货。

商人们的一天从中午开始，直至深夜。登峰村南面的那条宝汉直街有着热闹的夜生活。

5 年前，当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抵达时，这条街还有夜市。临近的人行天桥上，潮汕来的街头摄影师专门为人们拍摄“游客照”，取景地不是广州地标“小蛮腰”，而是小北的高架桥和写字楼，商人们可以寄回老家告诉亲戚，这里是广州，他们就在这片区域生活。

从小北的地道开始，夜市一路蔓延，新疆人的烧烤摊热火朝天，湖北湖南人的“走鬼”摊位上，衬衫 15 元一件。

麦高登觉得那时的广州和 19 世纪末的纽约有些相似，来自各国的冒险者都聚集在此“揾生活”，找寻自己的位置。

“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全球化，尽管这种‘全球化’和人们熟悉的 iPhone 或是大众汽车的全球生产相去甚远”，麦高登称，不同于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和大量员工的跨国公司，这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资金，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低端全球化”的核心是一群“倒爷”，他们来自中东、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把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一切廉价商品运回本国。“非洲倒爷”成了麦高登和他的学生林丹、杨玚的观察对象，他们用了几年时间辗转广州各处，采访了数百位非洲商人，想弄清楚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

这延续了之前麦高登在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2011 年出版的《重庆大厦》关注这里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建于 60 年代的重庆大厦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诡谲的色彩，混合了廉价宾馆、货币兑换店、餐厅、店铺，虽然地处尖沙咀，店铺租金却常年保持低位。一位香港警察曾告诉麦高登，这里的犯罪率并不比香港其他地区高，但它仍给人“贫民窟”的印象。许多南亚人和非洲商人很少走出这栋大楼，甚至很少走出格子铺，单凭关系维持生意。

“如果说重庆大厦是个池塘，广州或许是一片海洋”，一个曾长居重庆大厦的非洲人给麦高登做了这样的比喻，既然中国是世界工厂，为什么不直接去那里找寻更多的商品。在 2000 年前后，广州取代香港成为非洲商人们新的目的地。

广州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空间，在麦高登眼中，这是这座城市最“美妙”的部分。

广州政府一度对非洲商人他们的聚集地小北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至少在 2013 年前后还是如此。长久以来，甚至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统计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非洲人。“有人一度声称这里有 15～20 万的非洲人，这太可笑了！”

第一个看起来可靠的数据出现在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根据当年 10 月广州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披露的数据，1～10 月，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人总计 43.8 万人次，其中在广州实际居住的非洲人约为 15570 人，常住人口约有 4096 人。2016 年广州市公安局又公布了新的数据，实际在广州的非洲人约为 1.1 万人。

大部分非洲商人并不清楚什么是人类学，但在确认了麦高登不是 CIA 之后，他们很乐意和这个香港来的白胡子教授讨论生意经和生活琐碎。

“谈到全球化，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跨国品牌，但这些真正造就全球化的人如何在这座巧克力城里生活，很少人了解。”

去年底，麦高登出版了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我们以我们的见闻概要，以及麦高登对其研究对象的阐释作为“广州：低端全球化城市”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盗版、山寨：低端全球化的畅销品

很多非洲倒爷靠着假的 Nike 和 Adidas 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十多年过去，这些顶着知名 logo 的盗版（copy）仍是非洲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为了逃避海关抽查，商人们自有策略，比如，一些人会将商标和产品分开，前者空运，后者海运，等回到本国再进行“拼装”。但这么做的成本还是太高，更直接的潜规则是贿赂海关。

随着国内对盗版的打击力度越来越高，更安全的是山寨品（knock-offs），它们抄袭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设计，稍做更改，换上不同的商标，Qlay、Nobla、Applies，或者干脆没有商标。“没有人会没收山寨品，除非某个山寨品的制造商被它抄袭的品牌起诉。”

麦高登曾跟着一些商人回到非洲，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 iPhone 和 Samsung 的商店，“这些店铺的样子、产品陈列看起来和纽约、巴黎、首尔并无不同，当然，同样的还有价格，大部分人负担不起”。这些正品商店的不远处常常就有售卖山寨品的地方。

山寨品合理吗？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主流话语中，人们批评“中国制造”里设计的匮乏，“借鉴”的低成本，真正的设计者“打假”的困难等等。倒爷们从不纠结这些问题。

麦高登喜欢制造一些“偶遇”，让原本像是生活在不同“时空”各说各话的人们撞到一起。一次，他带着一位索马里物流商人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他们面对的是 20 位美国的商学教授。索马里人讲述他如何把山寨手机运回非洲，美国教授们的质疑包括：“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吗？每年跨国公司要花多少钱来打击盗版！”

“但发达国家的设计并不关心非洲市场，或者说，很少有设计关心穷人们的需求”，麦高登称这是一种“来自美国白人的道德优越感”，“一个盗版的 Louis Vuitton 或许并不那么光彩，但我看不出一个山寨手机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这些山寨品‘修补’了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

会后，索马里人有些困惑，他的公司从属于一间美国的物流公司，他的一位美国同事严重酗酒，另一位有情妇。他问麦高登：“我有信仰，不会酗酒，也忠于我的婚姻，那么谁才是不道德的那个？他们，还是运山寨品的我？”

我在小北遇到了 29 岁的肯尼亚人 Abdinasir，他说“道德”是个“语言游戏”（language tricks），这套游戏规则还包括税收、房租、知识产权……“接受它们，我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Abdinasir 的一个哥哥已经在美国定居，是个出租车司机。

一个曾在加拿大居住过的东非人告诉麦高登，在加拿大做生意太难了。“你想做擦鞋匠，需要交钱接受培训，想开一间杂货铺，同样需要接受培训，官僚手续太复杂了！”他后来去了肯尼亚的 Eastleigh，和广州相似，那是一处混杂的自发形成的贸易区。“在这里，只要你提供的东西足够好，能吸引到客人，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

“在一个如美国一样的所谓成熟市场里，税收、房租、知识产权所设定的那个门槛太高了。如果你来自一个美国中产家庭，或许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少数族裔——很多在广州的非洲人都有长居欧美的亲戚——常见的工种是出租车司机，教育水平高一点或许可以做律师、会计。但想要做点小生意，在那里太难了。”

麦高登称，这套游戏规则不利于新移民，甚至不利于低收入白人，那是属于大资本的世界。

“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

Abdinasir 的物流公司开在怡东大厦，环市中路北面。不同于那些由明星建筑师打造的跨国公司总部大楼，他的办公室只有 20 平米。抽湿机、空调、沙发、Wi-Fi 是这种小公司的“标配”，还有常年供应的肯尼亚红茶，电视里播着肯尼亚的新闻节目。每天下午，这个有些局促的办公室总是熙熙攘攘。

怡东大厦竣工于 1999 年，一公里外的“淘金”和花园酒店、友谊商店是八九十年代广州的 CBD。等到 2012 年 Abdinasir 来广州时，这栋楼的硬件已经很糟糕了。写字楼的 1～3 层是格子间的商铺，扶手电梯直到今天都是坏的。他还记得空调修理工对他说了一句有些诗意但不太科学的话：“你的办公室里吹着 90 年代的风。”

但没人会否认这里的便利。小北地铁站 D 出口就是怡东大厦，商人们还在格子铺之间专门辟出一块区域做祷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脉，这栋写字楼里聚集了不少肯尼亚商人。

“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Abdinasir 的客户大多是肯尼亚的同乡，每天下午到深夜，他们会在这间 20 平米的办公室里消磨时间，交换生意信息、家乡情报，或是组织一场足球赛——商人们的足球赛在工作时间结束后开始，凌晨两点半结束。

非洲倒爷们只和本国人做生意，他们也会对其他国家的非洲人表示不屑。“中国人总是用很笼统的方式称‘非洲’，但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非洲，一些国家之间的差别比日本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在小北，天秀大厦是法语区，那里几乎是西非人的天下。东非商人则相对集中在怡东大厦。“大部分中国人眼里，我们都是黑人，但不同地区的非洲人肤色也有不同”，Abdinasir 有些遗憾，“当你不了解的时候，只会用一种很模糊的方式区分，‘好了，那是另一种人’，就像是中国人用到‘国际友人’这个词时，更多强调的是‘国际’，而不是‘友人’。”

和 Abdinasir 一样，许多人都在用类似的方式维持本国朋友们的“忠诚度”。

一次，麦高登邀请了一位东非商人 Adnan 和一位同在广州的日本会计铃木共进晚餐。铃木服务于一间知名的会计事务所，他需要陪客人打高尔夫，或是帮忙处理签证问题。Adnan 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有 4 名员工，但他同样需要在客人病了的时候带他们去医院，或者帮忙去银行开户。

铃木会接待任何国家的客人，他解释自己的工作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客人合理避税，只要他/她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但对 Adnan 而言，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徘徊则是常事。他做的生意常涉及盗版和山寨品。

对一些逾期滞留者而言，他们甚至不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只要他/她有熟识的本国人，同样可以做成生意。

在高端全球化里，合同是通行准则，有强大的律师负责法务，合同从草拟到签署有着严格标准。一个曾在英国住过数年的西非商人向麦高登抱怨，在中国，合同像是厕纸，他还抱怨了这里不像西方国家，草坪只让看不让踩。

索马里商人 Ali 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一张“委托书”，一个同乡拜托他将两万人民币的尾款分别支付给了厂家、物流和中间人，白纸上，除了手写的几个姓名和数字，没有任何其他信息。Ali 用手机拍下发给了远在索马里的委托人。“这就是我们的交易方式，‘合同’也大多如此。”

相比合同，人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声誉，没人记得住写字楼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贸公司或是船运代理，你要记住的只有人。一个尼日利亚物流商向麦高登解释声誉的重要，“如果我欺骗了谁，他们不会去法院，回到家乡，他们会告诉我的父亲和兄弟，会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说，你知道那个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吗？他是个骗子，永远不要和他做生意！”

协调人（peace-keeper）

在这样一个合同形同虚设、依赖个人信誉的社会里，如何处理冲突？

麦高登的学生林丹和杨玚是他的合作者。林丹的博士论文关于广州这座城市里的中非交往，“用‘中非交往’这个词有些歧义，像是国家层面的中非关系，实际上没有那么宏观，我关注日常，中国人和非洲人是如何互动的。”

2010 年，杨玚在广园西一处批发市场遇到了一个冲突现场。两个尼日利亚人，一个是来广州采购的商人，一个是在市场里开店的“坐贾”，前者在后者的店里发现了一批自己被偷走的货物。

市场里的尼日利亚人指定了一个协调人（peace-keeper），他需要像个侦探一样听取双方的说法，还要向市场里的其他“证人”取证。他查验出的事实是商人买了一批 5000 美元的衣服，送去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货运公司，路上被人盯上，偷走了一些货，小偷又转卖给了这个尼日利亚的店家。

找出真相后，协调人还需要给出协调结果，他让商人付给店家一些钱，买回了这批衣服，因为是他自己错误地选择了货运公司，又倒霉地被贼盯上。但买回的价格低于正常的市场价，因为店家不该接手来路不明的货品。

协调人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逾期滞留者人数最多的尼日利亚人，他们必须保持“隐形”。一位尼日利亚滞留者告诉麦高登，自己像是 Discovery 频道里在河边饮水的瞪羚，需要随时警惕“鳄鱼”的突袭。他称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本能”，掌握每一个地方的出口位置，以便迅速逃离。

在法律“失效”地带，人们需要自己维持内部秩序，避免生出事端。

许多非洲国家都在广州有自己的商会，有公信力的人会被推上协调人的角色。

2014 年，麦高登的电脑在小北的地道里被偷走，内有几周的采访录音和未整理的资料。他询问地道里一个维吾尔族商贩，表示愿意支付 2000 人民币赎回电脑。最初商贩不同意，后来应允，找来八个同族人。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听得懂他们话里不时出现的英文单词‘computer’。”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取回了电脑。“这是我从田野里得出的经验。如果当时我找的是警察，或许我的电脑连同里面的资料就永远消失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除了同乡会，另一个秩序维持者是宗教。尼日利亚人常去的一个基督教堂里，人们不时组织募捐，帮助一些被捕的逾期滞留者筹措罚款——他们需要在缴纳罚款后才能被遣返回国。教会还曾帮助一些性工作者改行，比如用筹集到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做成一个小订单。牧师对麦高登说，很多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都是年轻人，远离家庭，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什么碰不得。

“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几乎每一个非洲倒爷都曾在广州受骗过。早年，不少中国商人都认为这是“一锤子买卖”，他们的余生不再会遇到同一个非洲人。一些人告诉麦高登：“我们信神，中国人只信钱”（We believe in God, 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

很快有人发现非洲人习惯了比较大的议价空间。麦高登说，面对一个开价 800 元的手机，非洲人会砍价到 200。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中国人为了做成生意，会满口答应下来，签了订单，再在质量上做手脚。

低端全球化的其中一条准则是“一经售出概不负责”（caveat emptor），这要求商人们盯紧每一个流程，从看样品，下订单，和工厂保持沟通，确认货物是否对版，到最后的运输。这要求长时间的逗留，但当签证所允许的时间太短，而续签所需要花费的时间、经济成本过高，手续又太繁复时，冒着风险留下来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最主要的逾期滞留者是尼日利亚人，不过也有一些人滞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忘了续签。对一些人而言，逾期一天要缴纳的罚款和滞留了五年被抓住要交的钱是一样的，很多人怕麻烦干脆赌运气。

2014 年之后，广州发生了转变，夜市已经随着城市的“亮化工程”全部消失，巷弄里也装上了监控探头。政府控制商务签证的数量，并打击逾期滞留者，签证允许人们停留在广州的时间越来越有限。

根据新的政策，人们需要在续签时提交犯罪证明，但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无法在线申请犯罪证明，商人们需要支付 2000 美元的机票回到本国办理。“但等到他备齐了所有文件，他们的签证常常已经过期了。”

“广州在‘美化’他们的街道，再也看不到当初热火朝天的烧烤摊了，不仅广州，很多中国城市都在这么做。我个人自然更喜欢 2014 年前的广州，人类学家不喜欢有太多既定‘秩序’、‘规则’的地方，很多人都在小北被抢过东西，但对人类学家，这些危险、混乱本身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多种力量如何保持平衡。”麦高登说。

但他随即补充，“当然，如果我是一个广州人，或许我会更喜欢现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不仅是广州人，好几个非洲商人也这么和我说。”

随着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价格越来越高，一些非洲人告诉麦高登，他们正准备逃离这座“巧克力城”，下一站或许是胡志明市。

“对那些新人来说，这里或许不再是一片从零开始的好地方了”，Abdinasir 告诉我们，“但只要我还能赚到钱，我就不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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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小北街景，由摄影师李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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