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史杰鹏新出版了一本古诗词讲稿，叫《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名字摘自《诗经》，是编辑取的，开始时，编辑给史杰鹏几个名字选，但最后定下的这个名字并没在那几个名字里。

史杰鹏由着编辑取名字，他知道“这个名字责编会觉得比较好卖。”

开售半个月，《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加印了两次，在亚马逊图书新品排行榜排名第三。相关的一位编辑说这本书的销量比预想好，读者对诗歌的热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高。

史杰鹏早前在小说《楚墓》填过词，朋友觉得有韵味，也鼓动单独写。后来国家提倡古典文学的学习，网络上诗词课很多。当时另一个朋友在做网课，说想把史杰鹏的诗词课做成大课在网上讲。史杰鹏随口应下来，但两位朋友很积极地促成这件事。

但更重要的背景可能是，那个时候史杰鹏丢了工作，没有事情做。

于是，这个课程得以成形。除了诗词课，史杰鹏还开了《史记》八讲和汉字课内容的微课。课程上线后，史杰鹏给每节课都写一万字的讲稿，这本书便是合集。

史杰鹏是在 2017 年 7 月被北京师范大学解聘的。

当时的解聘通知上写，史杰鹏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影响。因为这个，北师大要解聘他。当时通知中有一段更详细的描述，其中写史杰鹏“频繁通过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身份不符。史杰鹏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给学校声誉带来很大影响”。

这跟最近一条新闻有类似之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党委发布文件，指该校翟桔红副教授在讲课程“在课堂上违反课堂纪律，讲授错误观点，发表不当言论，产生了错误影响”。文件指出，现年 49 岁的翟桔红在 4 月 25 日在校内的行政管理本科 1701 班（大一）的《政治学原理》课讲授“政府结构与功能”时，“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及课件，错误解释我国宪法修改情况”。翟桔红还“错误介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妄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片面介绍其他国家或地区政治制度，在学生中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党委决定开除翟桔红的党籍，并记过处分，同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并提报发证机关取消翟桔红的教师资格。

就这样，史杰鹏没了工作。解聘前，史杰鹏是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他就在这里工作，已经 20 年时间。

半个月后，史杰鹏的公众号上记录了他当时丢工作后的状态。

“前些天吃艾司唑仑片才能入睡，很多人劝我别吃，且搜了介绍给我。一看，确实吓一跳：损害肝脏，会成瘾，还有增加抑郁症风险，且睡眠易产生幻觉……天哪，不能吃了。毕竟，猫猫还需要我照顾啊！有个朋友人极好，但前两天给我发来一句话：‘听说你竟然喜欢鲁迅？’我恍惚能看到屏幕那边他似笑非笑，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说：‘求同存异吧。’他表示同意。一个历经世事的人，不喜欢鲁迅，很难。历经得越多，越会喜欢。见过越多卑劣的人，越会喜欢。但下一次，依旧会碰壁。”

5 个月后，在 2017 年的最后一天，史杰鹏在公众号里写到：“2017 年对我来说，是如噩梦般的一年，不愿回顾。如果改了新岁就能换运的话，我希望今天这点灰烬般的时间赶紧消逝，走好不送。我很想马上对着它撒一泡尿，把它浇灭，直接进入新年。但新的一年又如何？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比较悲观，因此，我提着裤子，有些左右茫然。”

2018 年开始后，史杰鹏受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邀请去做访问学者。他和太太、女儿一起去了东京。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在 4 月 21 日做了一场新书分享会。史杰鹏 4 月 18 日晚上到达北京。结束这场分享会，史杰鹏就要直接赶往机场再飞去东京。

在活动上，史杰鹏说，他最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李商隐。但是这本书及课程里其实没有收录李商隐的讲解。因为如果要单独讲李商隐，会没有时间。而如果要把李商隐和别人放在一起讲，史杰鹏觉得对李商隐来讲是亵渎。

大多数时候，史杰鹏想到什么说什么。他连贯地阐释问题的时候，还能听出老师的语气。不是讲话的声音，是他连续说话时，会微微提高音调，与此同时换一口气。看起来自然流畅，又带着一点辛苦。这是有累积的经验才养成的习惯。 20 年的授课经历让他有这种习惯，他想改也改不掉。

但比起以前，他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他多了一个常用的词语——政治不正确。通常这个词汇这样出现——“这样讲下去容易政治不正确”。私下里他会信任地多说几句，包括在他的公众号上写东西他都表现得比较信任。但遇到公共场合。他会选择就此打住，不再多做阐述。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史杰鹏：《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亭长小武》、《户口本》作者

Q：《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的网购页面上这样介绍你：“古典语言学学者、历史小说家史杰鹏，笔名梁惠王，曾任教于名校。他以丰厚的古文字学、音韵学与古诗词学为基础，尝试沟通古今，还原古人生活情境，探究人生的本质，充满人性的悲悯；以赤子之心，言前人所未言；不讲宏大概念，只关注基本人性；不看前人定论，只评价诗词成就；不谈微言大义，只欣赏艺术本身。”看到这个评价，你自己会想什么？想更正些什么？

史杰鹏：“曾任教于名校”，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更正嘛，我为什么要攀附名校嘛。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自己自信就行了，我也不需要借什么学校来为自己增添光彩。

还有什么“著作等身”，因为首先我也没有著作等身。而且，著作等身这种词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语言，已经比较俗气了。我觉得没必要用，因为它不传达任何信息嘛。没有意义，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尝试沟通古今，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个就是一种比较俗烂的词汇，我觉得没必要。我自己写的话，不会用这种俗烂的句子来描述我自己。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赤子之心啊，不讲宏大概念啊，这些都比较好。

Q：你说你很喜欢刘震云，最近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刚被改编成话剧，你怎么看这部小说？

史杰鹏：第一次看，我就觉得他语言很好。他很简单，有点像民间文学的特点，但是他跟赵树理不一样的是，他带一点幽默在里面。跟莫言不一样，莫言的语言没什么好看的，但刘震云的语言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达到了他的高峰。

别人不一定赞同，我个人感觉他的小说最大的光彩就在于语言比较有特色，特别是《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他的小说和《一句顶一万句》比较像，我估计跟他写的内容有一定关系，他写的民国时候的事情，有点更滑稽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赵树理的小说，只不过那种视角，和通俗的表达方式，是他的高峰了，他后来没写过这么好的小说。

他的小说我看过很多，《一地鸡毛》也很好看，我高中看的。他是 1980 年代末发表的。《故乡天下黄花》挺失败，他可能是受魔幻影响。但他不是学者型的作者，也不是哲学思辨的作家，他硬要写得更有思想性，就力不从心。《故乡天下黄花》写的是土改，没有比别人更出彩。他后面的两部小时候不出彩，因为有点太段子化了，内容都是网络上的。

Q：我发现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史杰鹏：我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我个人也不会去诋毁谁。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不想迎合谁，也不想去拍谁的马屁。我其实我脑子里缺根弦，我告诉你，我感觉我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所以，（关于俗的那个问题的讨论），我刚刚说我说下去会政治不正确。我顶多知道红线是在那里。有可能那个都已经不是红线了，已经接近于死线了。这个也有可能啊。

Q：但还是觉得这样是好的。

史杰鹏：这样是好的。但是社会是很险恶的，我以前不知道啊。当然我也不是故意要触碰这个红线。我觉得就应该这么说啊。做人干嘛要这么虚伪呢。但是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搞得现在这个现状，我也是挺冤的。因为就是脑子里缺根线。

Q：这本书里有一首诗，大家对它的解读有争议。你说了一句话：“我们自己有脑子， 自己分析。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习惯的——自己有脑子， 自己分析。

史杰鹏：我是自从，应该是……我估计这个是隐藏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从小就跟别人对着干。我的父母回忆我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小时候不听话。

我的妻子到现在还拿这个说我，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也是这种性格，就是跟你对着干，你要说什么，我偏不干，她说这个是你们家的烂基因。然后我就否认。后来她就问我家人，我妹妹，我妈妈也这么说，确实是我的遗传。我觉得确实是有遗传基因的问题。

所以，我小时候这种逆反心理的话，就会让你对别人说的事情都不相信，就是下意识的反抗。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反抗，我肯定要想出他的理由来，我不能说这是一种本能反应，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要思考，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说话就是不对的，很多人说话就是没脑袋。

碰到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分析他。我自己的解读和别人的就是不一样，一方面是天性，一方面是思考。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宣传什么就是什么，那不行。

所以我碰到任何东西，我都要自己去分析他。当然这跟我个人的天性有关系。我看到很多诗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跟别人的解读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照抄他。

Q：你有意识去对着干的，能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史杰鹏：我现在想起来有一些很荒诞的事情。比如小时候经过一个工厂，工厂有电影院，经常会贴海报。有一天我看到他们在贴海报，有两部电影。

下午的票便宜，我马上就鬼使神差地去买了下午两点钟的电影。下午要上课的啊。我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要上课的事情，完全脱离了社会秩序、轨道。

买了这个票之后我还跟跟老师请假说，我下午要看电影。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我当时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学生买了电影票跟老师说。

老师表现得很惊讶，他说还有这种事？不行不行。我不管他。我自己就跑去看了。看了之后我就好害怕啊，我就想怎么办，明天不让我上课怎么办？肯定不让我上课的嘛。

后来果然就不让我上课。让我叫家长来了。家长来了肯定就被打了一顿。

所以我想这种叛逆心理还是一种跟别人不一样，变态还是怎么？我说不清楚。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好像还有好几起，现在我长大了，我觉得我还比较正常了一点。我觉得当时这么做是不是不对。

Q：我以为会是一个环境特别荒诞的事。就是面对荒诞的环境觉得不对劲，出于天性去反抗，我以为是这样的原因。

史杰鹏：对这种环境本能感觉不对……比如小时候不是有生产队嘛，我舅舅就跑到河里游泳，抓河里面的鱼。然后就突然来了一些民兵，每个人手臂上戴着那种红袖标，端着那种步枪朝河里瞄准，让他们全部爬上来，我当时觉得非常恐怖，我就很本能地反感这种。

当时受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就知道）生产队的鱼是不能抓的，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气氛，这样是不对的，如果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是很可怕的，很悲哀的，我想这种算不算是一种叛逆。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叛逆。

因为很多人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就是本能的觉得不对。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而且戴着红袖章，非常可怕，就觉得有一种很肃杀的气氛。

Q：那是什么时候？

史杰鹏：5、6 岁，因为那是文革后期，我是 1971 年生的，那是 1976 年左右。看电影要晚一点，因为是上了小学，2、3 年级。2 年级，那就是 8、9 岁的时候。

Q：这部书中，你写“我小时候走在郊外，看见野草中一个个恐怖的坟墓， 想象坟墓中的骨头也曾在世上生活过几十个春秋，如果他们能够写作， 每个人都是一部文学史。”这是多小的时候？很惊讶小孩子看到坟墓想到这些。

史杰鹏：我估计就是 7、8 岁吧，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就住在南昌郊区，他住在乡下。我跟我妈妈住在城里，每当过寒假的时候，他就要让我自己到乡下去，然后那里要经过一条小路，我每次经过那里就要疯狂跑，当时我就会想，这个坟墓里面的人也生活过。当时我没有用文学史这个词，但是当时我就想，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描述的话，他们的生活应该很丰富吧。

我这个人比较胆小，现在我都很胆小，我有时候不敢看恐怖片，看了晚上不敢睡觉，要开着灯睡觉。我现在都很少住宾馆，因为我怕，我害怕。我估计我脑子里面可能有一个什么地方坏了吧。怎么就这么胆小呢？真的无法理解。所以这对我造成了很多困扰。

我连学术会议都不去开。因为什么呢？现在学术会议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两个人住一间房，现在一个人住一间房。哈哈哈哈哈，所以我有时候一般就找借口就不去了。

Q：我以为你不怕，因为我看到你公众号上写你去日本以后，会去专门的网站上看住所附近有什么凶宅。

史杰鹏：我喜欢看恐怖片，但是又害怕。有一种享受感，但是确实又害怕。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好像是人性，好多人都喜欢看恐怖片，但是他又害怕。但是可能没有我怕得这么厉害。我真的就是怕得不敢睡觉了，所以从小就这样，但我没想到大了还是这样的。

我有时候想古代人怎么生活啊，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电灯，怎么度过漫漫长夜呢。挺奇怪的。会害怕，非常怕黑。所以我在宾馆睡觉都是开着灯睡，多不方便啊，你说是吧。所以我就拿一件衣服盖着脑袋睡。开着灯睡不着嘛，所以盖着脑袋睡。我会胡思乱想，要是看到了什么鬼魂，那多恐怖啊。

这样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病，一种病态。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啊，我怀疑是一种病，因为这个不大正常。

Q：你 7、8 岁的时候这样想。因为想的方向是跟文学跟历史有关系，现在来看这个事，会想这种关联是你事后的总结，还是有点“注定”的意思——当时那样想事情，后来就做了与之相关的事情。

史杰鹏：因为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我看到每一个人，就是那种特别……比如乞丐，他们生下来也没想到自己会当乞丐，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生下来也不想他们这么痛苦。我经常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他们的事情，我觉得挺可怜的。其实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可能他们心灵也很丰富。只是不会表达。

Q：你 7、8 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会这样想事情？你会想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那你那么小的时候自己也经历很多吗?

史杰鹏：就是应该是比较敏感的小孩。我现在对那个时候的记忆非常丰富，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写户口本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细节。连我家人都说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小时候都记得非常清楚，反而长大了记不清楚。这个可能跟我个性有关——经常喜欢胡思乱想。他们经常说我用手在空中写字，但是这个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那么正常的一个人，性格有点倔。然后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是这样的，可能跟他们都不是太一样。

7、8 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对我来说是挺苦难的，挺苦痛的。我是 71 年生，中国物质很短缺，你会感受到物质的极端贫困。别人也很贫困，但是不会想那么多东西，当然这跟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关系的，跟我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

我妈妈是菜农，我爸爸是稻农，他们天天在一起吵架，你看在眼里，就会觉得很痛苦。他们被苦难的生活折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大部分的夫妻，那个时候的都是这样的。物质困乏使得一个个的人精神不太正常，我相信（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都不太正常。

包括后来听朋友讲，他小时候，突然就听到隔壁有杀猪般的嚎叫，邻居把他的三个孩子吊在房梁上打，就跟电影一样的，就疯狂抽打。他自己因为惹怒了他母亲，他母亲拿一个烙铁来烙她。

这个都不是很正常，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司空见惯，也没有人觉得会不正常，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点病态吧。这是我的感觉哈。

Q：看到你最近讲你们在日本的生活，你去日本是去做什么？

史杰鹏：因为日本有个大学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主要做法学、历史学方向的研究和学习。）我以前去过日本两三次旅游，我觉得这是中国古代向往的三代之治吧，路不拾遗，道路干净整洁，然后清廉有效。每个人都是互相很友好，彬彬有礼。然后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男有份，女有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中国古代圣人向往的。

而且日本又是一种跟中华文化比较接近的国家。骨子上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我们看日语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词语都是来自中国汉语。我是研究音韵学的，他的发音都是古汉语的发音，所以通过你知道的汉语可以知道它日语大概是什么发音，这个就令你感到很亲切。

你就非常想去日本看看，为什么人家能变化，当然 100 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原因还是没有用，但是我还是想去探究探究。就这么回事。再说我在中国也没有工作了，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住，我就无所谓了。

Q：你研究这些东西本身对你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史杰鹏：有兴趣，是很好玩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有一些他精通的事情会对他有影响。

我一直想写一部非常现代化的历史小说，我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非常现代化。你看起来就不像历史小说，就像写现代的生活。现在（中国）没有一部历史小说是这样的，大家写的小说都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讲一些传奇故事。没有展现社会的整个细节的小说。

但是西方是有的，他可以把那个时代的村落都复原了。就是你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人住在哪个地方，周围有哪些邻居，各自是什么职业，中国好像没有这种小说。

比如说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玫瑰之名》，他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玫瑰之名写的是中世纪的一个修道院的故事，他的内核很简单，就是一个侦探故事。但是他写的细节，这个修道院是什么构造。这个人住在哪里，他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这个图书馆，他在里面看到什么。就是你搭个积木就能把它完全完全复原。

中国的历史小说，包括侦探小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想这跟翁贝托·埃科本身是一个教授有关系。他会形成那种思维方式，但是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写得非常厚重，需要这个方面的思维。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学者的话，你形成不了这种思维。

我做这个研究——古代注解研究，我就知道古代人怎么说话的，他当时的发音和现在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看出土的文献材料，我就知道当时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每天要花多少钱。他这个当时的生活场景。他的官府的构成方式，他的整个行政制度，他都写得很详细。这样他就慢慢在你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很具体化的东西。

我觉得作为学者，他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这种写作的追求还是有影响的。

Q：你写公众号的时候常常会“讽刺”，而且是在一段话的末尾。你怎么看这种讽刺？

史杰鹏：其实我现在不是讽刺了，是自嘲吧。因为你发现对整个社会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你只能自嘲。因为按照正常的话，我不应该是这种风格。我应该是说话更直白、更真实，现在我无奈嘛，无力为社会做什么，只能被社会教训。那只能是一种自嘲。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Q：你觉得使用社交网络，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不是想特别问你去年的风波，是真的会有疑问。使用社交网络，从你个人的经验上来讲，会让自己本身发生一些改变吗？

史杰鹏：社交网络会产生改变的，因为社交网扩能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在以前有限的生活环境下，不可能认识那么多心灵智慧的人，跟他们成为朋友。这个是很好的地方。

但是社交网络，同时也把一些最烂的，最不堪入目的人，暴露在你面前，让你对这个世界挺绝望的，你以前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烂人，这么多人渣。后来通过社交网络你发现，真的有这么多人渣，而且这些人比心灵高贵的人要多出好多倍。你以前可能也知道，但不会这么血淋淋地端在你面前。

Q：你在公号上写过一个去年的总结，你说去年是特别不好的一年。我没想到被北师大开除这件事情对你影响会这么大。因为你自己写书，我以为没了那份工作，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史杰鹏：影响非常大，不仅是这个，因为有很多流氓就盯着你，你出版书籍他们都会去告你，没有冤可讲。网上的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说你的时候非常快乐。他们现实生活中过得很苦。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他们。新浪做的这个程序都是在鼓励他们。你把他拉黑了，他还可以发私信辱骂。所以，我也不再去注册新浪的这个账号。

Q：你觉得这些人对你的影响大，还是学校开除你的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大？

史杰鹏：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北师大就不会开除我。当然可能换一个（学校的）书记，也可能不会开除我。

Q：看到你在叙述这种悲观的时候，会让人有点紧张，会觉得悲观不是很好。

史杰鹏：我说的悲观不是终极悲观，我指的是个人的无力感。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将来是肯定能看到的。这个历史进程我觉得是一定的，但是你一辈子你是耗不起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可能觉得你看不到，那就很悲观。但是终极上来说，那当然是乐观的。

Q：最近，你在思考些什么？

史杰鹏：我最近在思考第一就是怎么个谋生方式，怎么让自己更好地生活。再就思考我怎么能写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对别人有益。

Q：对别人有益就是你所说的有意义？

史杰鹏：就是让别人读了你的东西更有脑子。我们自己有脑，自己分析。很多人都是不会自己分析的，就要让别人你自己有脑子，你自己分析。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你反驳我也好。

就是每件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诗词，现实生活中我接触很多人他们不自信，觉得我理解的这个诗词的意思怎么跟他讲的不一样，我是不是太浅薄了，我就告诉他，这个不是浅薄。

并不是说是一个大教授就说的一定对。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思考，去解释这个诗歌。没必要觉得他就是权威，诗歌这个东西跟做学问不一样，诗歌是不需要学术训练，它不是逻辑性的，科学的，它是一种审美的东西，更心灵的东西。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去思考。

Q：你最近想写的书是什么书呢？

史杰鹏：最近想写的书是一部小说，比较小的长篇。我想写一部比较有哲理的小说，类似于《阿 Q 正传》。想表达一种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小说，表达类似的想法的小说。是这样的小说，既生活化又抽象化，一直在收集资料。但是现在因为生计的需要，还在写一些其他的稿子，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

Q：这个你介意把它说得更具体吗，表达类似于《阿 Q 正传》的想法，这种类似的想法是什么？

史杰鹏：这个暂时不说了，再说就政治不正确了。

Q：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现代的历史小说”，你在之前采访里提到它就是古代版的《户口本》（《户口本》是史杰鹏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他自江西农村长大过程的所闻所见。）可不可以这样问，你的《户口本》和古代的《户口本》相比起来，哪个的意义更大？写作一部“古代的《户口本》”，这样的一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史杰鹏：因为它可以通过个体反映大时代。就是一个小的人物在大时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同时给别人有一种情感上的熏陶，因为在现代，你还看不清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整个大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古代的事情你就能够看到。你还可以自己搭一个自己的框架。创作的自由度更高。

Q：搭建一个自己的框架是虚构？就是说通过这个可以改变那个时代的特点？

史杰鹏：是虚构，但是不是改变那个时代的特点，而是你可以更表达那种典型化，也更有可读性。比如说余华写的这种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它是做过一定的改造，它显得可读性更强，更有典型性。但是它的缺点也在这里，就是说他会迎合普通读者。

Q：你说的典型性也包括把那个时代写得非常实在？

史杰鹏：就是不会写得非常模糊。以前那个《户口本》，我写得比较松散，就是说我是写给那些更愿意看的，心灵更丰富的人。如果我要更讨巧的话，我应该把它更故事化，放到一个大的故事框架中，让它的故事更惨一点，更惨一点就是更典型化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话，像我看《许三观卖血记》，我就觉得我不满意的在哪里，我觉得它有点故意卖惨。有点丧失真实性了，有点漫画化了。它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坏处。它会更曲媚读者，也可以赚更多的钱，卖得更好。

Q：你在评价一个小说让你自己满不满意的时候，“真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吗？

史杰鹏：对，真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小说虽然是一个虚构性的东西，但是细节还是要真实的。但是哲理性小说除外啊，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卡尔维诺的这种小说，但我不喜欢。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想表达一种理念，专门来编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理念，我不是很满意这个东西。我更喜欢那种经典小说，但卡尔维诺我觉得跟卡夫卡不一样，卡夫卡我觉得他的细节是很真实的。

Q：比如阿乙他会说，他出一个长篇，就是最近的这一个长篇，他就觉得人生无憾。那你自己在写作上，第一，写作是不是那么那么重要的事情。然后，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是你满意和知足的事情。

史杰鹏：我现在没满意，《户口本》是喜欢的人比较多，它是散片性的，有些章节是我至今看起来也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还没写出最满意的，我现在想写的首先就是古代的《户口本》那样的小说，还有一个就是《阿 Q 正传》那样的小说。我是把它当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不能着急，要不断修炼。

Q：如果把自己的大脑当做装备去升级，你会怎么增减装备？

史杰鹏：我现在特别想增加记忆力，现在在学日语，记忆力不行。其他不用再升级了，基本上够用。如果是知识构成，我想增加西方哲学的一些知识，神学的知识、法理学的知识。我看过一些。但还不够。但是这个很难，因为我觉得我西方的素养不够。

Q：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人是谁？或者是某一类人。

史杰鹏：我觉得现在推动进步的就要靠法律，因为整个社会是靠法律来规范的。包括我们的政府也这样说，要依法治国。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要让法律来维护依法治国这个东西，然后国家才会蒸蒸日上，才会变好，才会文明富强，然后我们国家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包括西方也是一样的，那些政客基本上都是学法律出身，因为干什么都要专业，治国也是一样的。

Q：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担忧？

史杰鹏：我的担忧不能摆在纸片上说。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

题图为史杰鹏照片，由新经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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