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宏的新书出版，要我写个推荐的序，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看完书稿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本关于声音艺术的业务随笔，很严肃也很严谨，我读起来都要琢磨半天，显然没有资格写序。不过既然承诺了也不好变卦，于是我决定写一写我认识的李立宏这个人，毕竟我与他相识已经36年，算老朋友了。1982年，李立宏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他在播音系，我在电视系。
要说我上大学有点戏剧性。高考前，我所在的皖北小县城，很少人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是干什么的，我从中学校园里张贴的无数高校招生简章里发现了这所学校，毕竟当时广播和电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奇的产业。不过对未知的世界，我从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广播学院的的新闻编采和文艺编辑，并且阴差阳错地被电视新闻摄影专业录取。要知道这时候的我，别说摄影机，就是照相机我都没有摸过。
到北京后，我才发现与北京西北部众多而密集的高校不同，这个简称“广院”的高校，遗落在首都遥远的东郊，校门前是大片的菜地和一条从不见行船的运粮河。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广院的知名度，尤其是播音系，当时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有专业设置的，收音机里的很多声音，都来自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因此，办完报到手续，都没来得及与同宿舍室友混熟，我就打听播音专业的宿舍在哪里。得知就在隔壁，我立即虔诚地蹑手蹑脚过去，想看一看未来播音员何等尊容。
隔壁宿舍敞着门，录音机放着音乐，着实浪漫啊！一位个子不高的同学（后来知道这位同学叫张晓，日后的著名主播和陕西电视台领导）站在架子床边上，手扶着长条桌，目光炯炯地和我打着招呼：“朋友……”我激动地刚想接下句儿，他紧接着朗声道：“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忘记了的话，那么，你，听，吧！”天哪，我像被闪电击中，呆呆地焊在地上，任由黄河壶口瀑布般的声浪冲刷。
这一次突如其来而又字正腔圆的正面遭遇，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播音班的同学都有着无缝钢管一样均匀的漂亮声线，以及蒸汽机车一样澎湃的胸腔共鸣。上基础课的时候，我和他们一个大班，时常有“金属音”绕梁。回到宿舍，我们又是邻居，在公共水房光屁股冲凉时，也能感觉一边呻吟的“气泡声”。这些“金嗓子喉宝”们总是那样宽音大嗓，哪怕说及细微的生活琐事，也像话剧演员运丹田之气买包子那样浑厚。总之，播音班的同学和我们常人不一样。
不过也有例外，这个同学就是李立宏。
李立宏是北京人，很腼腆，也非常和善，黑边眼镜后面，藏着一对弯弯的、永远含笑的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他说话永远慢条斯理，跟谁都聊得来，而且一点儿不咋呼，甚至说话还夹杂一些北京土著的习惯。所以，给大家的感觉更有亲和力，和我们摄影班这种“蓝领专业”关系也比较好，这非常难得。
为什么说难得？一般来说，在广院，摄影班与播音班关系比较微妙。这主要是性别原因，播音班女生比例高，而摄影班秃小子多。再者，摄影班要拍人像作业，可以堂而皇之到播音班女生宿舍找模特儿。所以很多播音班女生都会得到男性老师或是男同学的谆谆告诫，那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摄影班。前两天我的校友师妹、央视主持人王梁还说起过当年播音面试的往事，招生老师早早给她打预防针：“到学校之后，摄影班的肯定会找你们拍照，你要小心，其实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没装胶卷的哦。”哈哈。
虽然拍照片是艺术创作，但一来二去难免心生情愫，播音和摄影两个专业间总会传出一些佳话。不过佳话大都缘于异性相吸，立宏是为数不多的能和我们打成一片的男生。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人缘，是和立宏温厚谦和的性格相关。同窗四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谁红过脸，也从来不抢什么风头，他爱聊天，喜欢倾听，但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没有个性，太“面”，跟老太太似的。他听了，最多说一句“小黑子你大爷”，或是呵呵一乐就过去了。
广院的宿舍楼，几乎每天清晨，我们都是被墙根儿的各种动静惊醒的，那是播音班在练声。推开窗户一看，嗯，这一拨儿是新闻和报纸摘要，那一拨儿是阅读与欣赏。他们对着墙壁，完美地复刻着广播里的声音，但又真真切切、声情并茂地活在我们身边，这种感觉奇妙极了，以至于其他专业的同学也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很多绕口令儿，红凤凰粉凤凰扁担长板凳宽八百标兵奔北坡北边炮兵并排跑……
李立宏也是众多早起练声的学生之一。平心而论，在没有开始专业训练之前，立宏的“声音条件”不够出众，甚至和我们相差无几。他们班有几位，像王英光、李易、苏晓飞、赵赫等，嗓音里有人们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日复一日的训练，到了毕业之前，立宏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专业课成绩在班里已经名列前茅。他的气息控制能力出色，词语文本呈现平实而厚重，绝无任何炫技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处理，与咱们传承自战争年代的新闻播音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
1986年左右，是我和立宏相处最多的一段时间。那一年，我们大学毕业，立宏留校在播音系任教，我则在电视系继续读硕士。我住四号楼研究生宿舍，他住相邻的三号楼教工宿舍。由于他的好人缘，很多毕业的同学回校，都会到他那里落脚，我也经常参与一起吃饭，吹牛。硕士第一年基础课，教师和课程设置几乎与本科一模一样，我有些无聊，有一天便找到李立宏：“我实在闲得难受，要么你教我播音吧。”
李立宏那时候正忙着和低年级的学妹恋爱，有一搭无一搭的就答应了。从吐字发声开始，没到一个月，他就发现我的声音太容易疲劳。“你干不了这行”，立宏摊开双手。这件事让我很沮丧，不过后来播音系李刚教授也从专业角度证实，我变声期缺少保护，声带边缘破损严重，也就是说，生理条件决定我根本不可能像立宏一样靠器官吃饭，“声优之梦”就这么破碎了。
尽管和李立宏没有成为师徒，但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我说话刻薄，经常拿他取笑。他性格温厚，怎么挤兑都不生气。那个阶段是他的事业的起步期，每周都有几天，一大早赶郊县公交车进城，满腔热忱地参与一些译制片的配音工作。今天在东单的儿艺，明天在万寿寺的总政，后天又到北太平庄的铁路党校……成天在录音棚里度日。我看着他每天能挣几十块钱，几乎是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总是眼红地让他请客，去教工食堂吃小炒。吃饭时，又会叫他“棚虫儿”，嘲笑他担任的角色都是影视剧中不见经传的人物，路人甲、匪兵乙什么的。立宏总是呵呵，说不过是糊口啦。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国外影视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李立宏认为，那是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事业延展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海量的片源、密集的工作、一批造诣颇深的专业演员和以央视的吴珊导演为代表的严谨的译制队伍，让他从一名播音学徒逐渐走上了声音艺术工作者的道路。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丰富的样式以及背后差异性文化，又让他惊喜地发现了自己声音的可塑性，并拓宽了对不同题材影片的声音驾驭能力。
美国作家格拉威尔有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之说，他认为，一万小时的训练，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密集的、连续多年的译制片配音工作，让李立宏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立宏的记忆里，他进入声音状态的第一个角色叫沃尔特，一位石油富商，他是央视翻译的美剧《豪门恩怨》中的一个人物。立宏很喜欢这个老头儿不屈不挠的个性，然而就在他渐入佳境酝酿感情准备爆发的时候，这部超级漫长的肥皂剧出了一点bug——可能是饰演沃尔特的演员与摄制组的纠纷，导致这个角色在剧中突然消失，而且没有任何交代！这情形，就像电影里的尴尬桥段：瘦小苦主在游泳池边刚搭讪了一位美女，脚边平静的水面突然冒出了她八块腹肌的壮汉男友……当然，今天立宏回忆起这个出师未捷无疾而终的角色，叙述中更多带着无厘头的喜感，但我知道，当初他应该是倾注了心血的。
好在这之后，李立宏也因为沃尔特得到了更多行业内人士的认可，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他面前，无论是施瓦辛格还是周润发的电影，无论是小熊维尼还是加菲猫，都有他的声音存在。尤其是他在《哆啦A梦》中塑造的大雄，几乎是国内一代儿童的集体记忆。我们外语系留校的一个同学，有个漂亮的女儿叫双双，三、四岁的双双一听李立宏说话就出神儿，她总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嫁给大雄，当然这是玩笑了。
时间像流水一样。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立宏和同班同学李易已经是北京配音圈儿里响当当的人物了。他们的配音业务也从译制片，扩展到电视剧、广告、专题片和纪录片。当时我已经在央视工作了五、六年，一直拍纪录片，当我苦哈哈地从大山里拍片出来，体重只剩下54公斤，却发现李立宏和李易都已经胖成了加菲猫的样子，生活太好了吧？而且，他居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汽车！见我心理不平衡，立宏笑着说，你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啊。
这里必须说一下李易。在李立宏声音之旅的路途上，李易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大学毕业后，李易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他苍凉冷峻的声线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加上组织能力强，人又聪明，让他很快成为配音界的领军人物。李立宏最初的许多译制片配音，都是同学李易接活儿，俩人一起去做。他们的关系，就像他们日后在《加菲猫》中分别演绎的角色，李易是乔恩，立宏是加菲猫。立宏说他特别喜欢加菲，这只猫很像生活里的自己，有点慵懒，能吃能睡，而且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幸运，他遇到了乔恩。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3年李易罹病辞世，立宏会那么悲恸了。他回忆起刚入行时，和李易后半夜从棚里出来，冬夜大雾，一人一辆自行车，用声音相互提醒，费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广院的情形。立宏在文章里写道：“回想我们一起走过的路，一起上课，一起练声，一起配音，一起发福……无奈，没能一起变老。” 李易去世后，立宏调整了很长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易不仅是他的兄弟和搭档，也是他和这个陌生世界打交道的钥匙。
李立宏热爱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相反，与身处的社会或者江湖，总有很多隔膜。生活里他很少用微信，甚至因为职业原因也很少接手机，嫌烦。记得有一年遇见他，我打趣道，“别的同学都评了正教授了哦，你怎么还是个讲师啊？”他想了想，慢吞吞地反驳说：“你也差不多啊，到现在还是个副科级不是？”我想了想还真是，骨子里我和立宏是一类人，面对一些不公待遇更多选择忍气吞声，自恃可以靠手艺吃饭，不太愿意摧眉折腰。
不过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间我和立宏都没有在工作上合作过。偶尔在央视的配音间见他，我都会开玩笑说，下一次你降降价，让我折磨一下你。尽管他已经是国内一线声优，但在我眼里他依旧是我要好的同学，是那种逆来顺受，从来不抱怨，然后总会温吞吞准点到来的人。2012年，做《舌尖上的中国》，我和团队决定用李立宏配旁白。但正是这次的合作，让我认识到了李立宏的另一面。
纪录片解说，国内许多老师的方法是，依赖自己良好的声音条件，很职业地把声音机械均匀地录在一条磁带或硬盘上，由剪辑师自己去剪。这种方法，对那些解说词为主导的纪录片是可行的，但我不喜欢。所以配音前我跟立宏说，这次的片子是拍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希望你对着画面解说。李立宏非常吃惊，说自己的解说生涯里，“从来没有不看画面配过一次音。”我将信将疑：“现在还有这么认真的人啊？”
正式配音之前，他一板一眼对着镜头把文稿先默念一遍——要知道声音机房是按时间收费的，我心里难免焦急，好在声音出来确实与众不同。两集解说结束，我决定把工作先停一下，立宏声音珠圆玉润，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仔细想了十来天之后，我觉得可能找到了答案，于是给立宏打电话，说我们的工作可以继续了。到了录音间，他奇怪为什么中间有这么长时间的暂停，我解释说，声音很完美，但在气质上或许要添加一个东西——一个叫好奇心的东西。《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是透过食物来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人的传统的纪录片，对我来说，食物是认知这个世界的特殊通道，而我对食物是永远抱持着好奇的态度的。
立宏点点头，只酝酿了几分钟，就开始配新一集的旁白。我在外面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在语言上微妙的改变，这种变化不仅来自立宏纯熟的语言技巧，也来自我们相处三十年的天然默契——这正是我要的感觉！李立宏录完出来，我兴奋地让他听了两段回放，然后就拉着他去外头抽烟。抽了几口，他突然跟我说：“黑子，你把上次录完的那两集拿回来，我想重新录。”
今天说这个话题，可以更加平心静气。当时舌尖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自己早就想拍，终于把它拍出来的作品而已，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它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再加上我是个很吝啬的人，从预算上觉得重新录制，机房加人员的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于是打圆场说：“其实呢，那两集的解说也还行，要么就别费这个劲了。”
李立宏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两个眼睛常年眯成了缝，但在那一刻，他突然变得很严肃。立宏说：“如果你觉得有费用的问题，这个费用我来出。”这下，轮到我不好意思了，一个劲想往他脸上飞弹幕：义薄云天……人格闪亮……德艺双馨……
后来，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李立宏照样和从前一样，一定要提前三天拿到解说稿，提前一天拿到DVD光碟，然后再上配音台。在他的身上，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老派的职业坚持，这在今天的时代格外稀有。这种坚持也感染着我们，在我们团队接下来做的《寻味顺德》和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时，导演都很努力，都知道李老师的工作太多，如果不把文稿反复推敲，真有点对不起他。
《舌尖上的中国》给我和立宏都赢得了很多荣誉，但李立宏从来没有把这些当做一回事儿，倒是有两件小事情让我有些感慨。第一件是有一年，全国纪录片行业会，他专门出面主持了一个论坛单元，谈纪录片的配音，这是纪录片圈儿的首次，也是我头回在这样的公众场合看到立宏，从前他是不掺乎这些事情的。第二件事听着又有些喜感的悲催，后来李立宏无论是给电视剧还是纪录片配音，他已经无法救药地被标上了舌尖的印记。有一次，一个讲中国近代史的系列片，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审片，一位专家非常认真的说，六集节目我觉得都很好，但能不能考虑换一下配音，也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个声音，总觉得会饿。
其实，配音的时候，李立宏自己也饿。有个场景是这样的，他在录音间里面解说得深情款款意犹未尽，外面录音师礼貌地按下了内部通话的按钮：“对不起，李老师，这段儿重来……”立宏一脸愠怒地看着外面，旋即明白了：“好好好，重来，肯定是我不争气的肚子又叫了！”哈哈哈哈，这段花絮我有视频，那动静之大！才真的是肚脐眼儿说话——丹田之气哈。
真快，想想我认识李立宏已经36年了。当初入校相识，我和他都像一张白纸，属于“没有基础”或者“专业先天不足”的学生。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过去了，我和他都年过半百，两鬓苍苍，却仍然从事着当年的专业，不仅没有改行，而且依然对自己的事业抱有深深的热爱。或许，这就是我们六零后这一代人相似的宿命吧。当然还有一点相似——经过几年的美食历练，我也终于可耻地胖了，成功地发福成了另一只加菲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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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陈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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