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名称：“九个明天”科技艺术大展
• 展览地点：杭州宝龙艺术中心
• 展览时间：5 月 4 日至 8 月 4 日（每天 10 点至 21 点）

5 月 4 日，杭州宝龙艺术中心开幕。这个筹备近两年的项目，位于杭州滨江宝龙城 5 层屋顶花园。它也是继去年 11 月开馆的上海宝龙美术馆之后，宝龙集团做的第二个民营美术馆。

为首展“入侵未来”开幕当天助阵的，是跨媒体艺术家、策展人姚大钧特别策划的一场科技艺术现场演出。

当晚 7 点，夜幕降临在钱塘江畔，演出现场的巨型屏幕点亮了 5 层的屋顶花园，冲进耳膜砸进眼球的互动激光、沉浸式影音、VR 科幻艺术表演，在两个小时内，持续挑战着现场观众的感官承受力和想象力，在厚重的声波和尖锐的金属音连续轰击耳膜的情况下，甚至有观众用上了耳塞。

合力完成这场演出的，包括里约奥运会“东京八分钟”主创者真锅大度（Daito Manabe）和他的团队 Rhizomatiks Research，日本电子音乐艺术家宫下悠（Yaporigami），艺术团体 RMBit（⼈民⽐特），以及日本当红 VJ 表演团队 BRDG，科技艺术先锋实验团队 Open Media Lab 等艺术家团队。

开幕当晚的一场视听大秀过后，重头戏落在了这场为期三个月的展览身上，精选策划了目前国际领域前沿的艺术创作，作品面貌丰富，且各具代表性。

九个展览单元及现场演出作品，类型跨度包含远程机器人互动，中国科幻 VR，微生物噪音，互动激光，未来城市，社交网络数据，动态机械装置，实时身体捕捉表演，实时编程动态视觉电音等等。

姚大钧说，他希望通过展览，鼓励观众“反思这失速般迅猛发展的数据和技术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切肤相关”。

“九个明天”这个展览名称，取自科幻教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经典小说《九个明天》，书中通过九个故事，先知般地大胆创想未来，正好契合了策展团队希望借由此次展演打破未来与当下区隔，将展览转变为“时空隧道”般沉浸式体验的初衷。

但说到“科技艺术大展”这个副标题，姚大钧却说，这本是一个背离自己创作理念的说法。

在他看来，”九个明天“所呈现的内容，与科技艺术大展的定位并不相符，“这只能算是一个权宜之计，没办法，才用这种说法，科技艺术大展，只是我们对一般老百姓时会用到的一个说辞，区别于别的可能是装置展或是画展，但我一直反对用一个平台来定义艺术，尤其是科技艺术这种东西，今天是不是存在，都是值得商榷的。”

相较于这次展览上艺术家们使用的各种跨学科技术，策展团队也希望观者能更加关注艺术家在内容、议题上表达的丰富性。

比如艺术家 Elena Knox 和渡边克巳（Katsumi Watanabe）的作品《御御签》，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当下，极具争议性的信仰体系，如何对文化交流产生影响；美国媒体艺术家 Victoria Vesna 的作品《噪音水族馆》，是希望唤起人们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危机意识；而艺术家徐林、蔡宇潇的作品《北京 2101》，则是把北京当下的雾霾和交通问题，置于科技发达的 22 世纪语境中重新进行讨论。

“我们不是在用类似 VR 这样的技术平台作一些很表面的事情，其实是更加深层地在讨论，这个媒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可能性。”姚大钧表示。

真锅大度的团队 Rhizomatiks Research 制作过包括巴黎时装周，米兰世博会，以及里约奥运会“东京八分钟”等很多知名项目，这次带来杭州的互动激光装置《时光褪色》（Fade Out），原本是一个需要 6 分钟的体验项目，观者在装置前拍照后，需要等待几分钟，拍摄的图像才会通过激光照射被吸附到磷光涂层屏幕，然后观者的形象会在荧光平面上瞬间出现，之后褪色消失。

展览开幕当天，真锅大度观察发现，现场很多中国观众期待的，更多是那种即时性的互动，没有耐心等待那么长时间，第二天一早便对作品进行了调整，将时长压缩到 1 分钟，就可以呈现一张图像。

“在中国，当下互动性的艺术已经变得很大众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互动方式变得非常相似。”在他看来，很多即时性的互动装置其实都是比较原始的状态，“只要你站在一个装置前动一下，装置就跟着动一下，但交互性不应该在于形式，而在于趣味性。”

芬兰当代艺术家二人组 Tommi Grönlund + Petteri Nisunen 在“万物波行”板块，带来了三件作品：《轨道》《物质波》和《开盘磁带》。

这是一组在现场观看时趣味性极强的作品。

观看《轨道》的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体运动，直径 40 厘米的不锈钢圆球沿着直径 8 米的不锈钢轨道缓慢移动，轨道中心点的光源将球体的影子投射到周围墙上。球体滚动的声音被连接在轨道上的麦克风收录，并实时从展厅的音箱中播放出来。

《物质波》发出的声响则是类似于海浪的声音，在来回起伏的台面上，数千个金属轴承滚珠从一端流动向另一端，从最初的缓慢移动突然变为像是巨浪般翻滚。

Tommi Grönlund 和 Petteri Nisunen 表示，“空间性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对作品做一个直接具体的诠释，而希望给观众直接、沉浸式的体验。”

而姚大钧组织的创作团队开放媒体实验室（Open Media Lab），这次带来的作品是“脑太空：科幻 VR ”单元，聚焦于科技加速发展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比如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生态失控、物种退化、人机一体以及记忆外置存储等等。

展览空间内，除了每个桌面上摆设的 VR 观看装置，还有墙面上环绕的多个屏幕。之所以设置屏幕，是姚大钧为优化观展体验做的一次尝试。

他参加过不少 VR 相关展览，但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当一些人拿着头盔体验时，旁边的人只能花费很久时间去等待，很难参与其中，所以他专门布置了这样的屏幕，让观众就算在等待设备的过程里，也能以某种方式进行观看。

姚大钧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开放媒体系和虚拟现实实验中心的主任。他长期以来热衷于数码科技和艺术的前沿实验创作，早在互联网普及初期，就开始用电脑和网络进行多种类型的艺术创作和实验，曾受各大艺术节和机构邀请在波兰、比利时、荷兰、巴黎举办巡演。

过去很长时间，他最被人熟知的标签是“中国声音艺术之父”。

早在 2003 年，他就开始策划一些视听艺术项目，包括：“北京声纳：电子艺术节”，“台北声纳：国际科技艺术节”，以及纽约、上海和香港三地的“转速：中国声音艺术大展”。2005 年，他还在中国美院新媒体系创立了系统化的声音艺术课程。

“一般人容易误以为 audio-visual 只能作些炫目的视听把戏，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没见过好作品。我特别教学生不可误入歧途，必须超越点线面无意义的运动把戏。我们同学的演出作品从佛经的实时人生智能分析到社交媒体数据抽取和讽刺，到未来山水美学、科幻城市，议题非常丰富深刻。媒介本身是无边无限的，一切只是个人创造力和自我要求问题。”

近几年，他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科幻 VR 领域，带领 Open Media Lab 团队创作科幻艺术系列，包括 2016 年的“科技迷航”、广州风眠艺术中心的“脑太空：科幻 VR 展” ，以及去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的“科幻 VR 城中村”项目等等。

姚大钧在当下如此强调科幻，并不是因为这一波 VR 热潮。

早在 1970 年代初，他就开始读英文科幻小说，比如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和《众星如尘》，给他震撼最大的是”机器人三大法则”那些大胆狂野又精密准确的创想，不断地拓宽着他的想象世界。

在美国工作时，他又接触到了新一代的科幻作品，比如 William Gibson 和 Alexander Besher，更合口味，因为当时自己就在开发电脑新媒体。

他谈到，“科幻其实是我教学暗藏的一条主线。”开放媒体与其他系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一点就是新生一进来的必读书单，就包括科幻小说和电影。

去年，姚大钧在准备三年级的 VR 虚拟现实课时，突然悟到了科幻与 VR 两个平台的高度相似性：阻断当下世界，进入虚构世界。他过去的 audio-visual 课程中，已经包含了教学生做动态科幻界面设计，也讨论科幻电影原理。这一次他干脆带领学生花两个月时间做了一场科幻 VR 展，一个月用来上来，一个月全力创作，最终的成果，即是前述提到的“脑太空：科幻 VR展” 。

在展览开幕第二天的采访和艺术家对谈环节中，姚大钧分享了不少围绕当代艺术议题的思考，包括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开放媒体究竟如何定义，以及培养技术复合型艺术家等问题。以下是我们对姚大钧访谈内容的整理和摘录。

“国内突然提起‘科技艺术’一词是比较尴尬的。”

我觉得“科技艺术”这个词其实是非常没有意思的，因为你用科技去看待艺术创作的话，那整个 20 世纪其实都是科技艺术，比方说摄影，这种技术刚出来时，那简直就是一种不得了的高科技。电影也是一样，从无到有的转化时期，电影也是高科技。但是后来大家都不觉得这些是高科技，是因为我们都用熟了，习以为常，或者说认为理所当然。

真看过听过我作品的都明白，我没有一件作品强调过技术。创作往往必须用许多技术，但那只是工具，就是一支画笔，非常关键但你不会去提它。科技和艺术自古以来从没分开过。

国内突然提起“科技艺术”一词是比较尴尬的。近代刻意提出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创作已经进行了六七十年，也早已被纳入媒体艺术领域。

再进一步说媒体艺术中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最初级的作法是以科技主导，为实验而实验，为研发而研发，代表单位就是美国 MIT Media Lab。这是为拓展艺术表现的可能性而作的研发，非常重要，但不是为了拿来当艺术作品看，否则会觉得是媒体杂耍。但某些这方面从业者会误以为科学或科技是艺术的未来或是救星，这就好比相信新发明新乐器能解救音乐创作的危机一样。

我认为科技与艺术不是一种加号的加成关系，也不是融合。我个人多年来实践体验发现它其实是一种炼金术的转化关系。唯有经由高度原创的艺术理念，才能将无艺术性的技术转化为艺术。这就是我在课堂上教的“艺术技术”，“创作技术”。所以我强调的一向是科幻而非科技。

开放媒体这个名字怎么定义？

我们美院的开放媒体系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组织，有不同年级的学生或者已经毕业的，都可以参加。我们虽然叫做系，但我更喜欢用的是 Open Media Lab 实验室这个名称，因为能更准确地说明我们的实验，而不是一种老式的系的概念。

每一届同学进来，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创作团队，我跟同学们的关系，除了老师之外，更像是合作者，很多东西是一起做出来的，我其实是高度参与的。

学校里一般都有动画系或者影视学院，它是一个很精准的名称。我们说开放媒体，意思就是它不会被界定为一个特定的媒介，比如只做动画，“开放”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打破媒介限制，平台限制，随时有觉得更好或者更有意思的平台，我们都要去尝试。

2010 年我开的一门课叫做社会媒体艺术现场，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平台进行创作。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微博也刚刚开始，有微博账号的人其实都很少，但我们观察到，它在中国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革命，就开始用这个平台来做各种实验的创作。

当时做了一个展览，有 20 多件作品，学校、学院都不重视，很多人也说看不懂，可能看的人都还没有微博账号，不知道什么叫做微博，也不知道微博这种社交媒体意味着什么，那个展览就是可能是太超前了。但是如果现在回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展览其实已经走得很深，比方说一个叫做《微语》的作品，微指的是微博，语是论语。

微博最早就是一个能发 140 个字符的，以文字为主的平台，都是非常短的句子，然后它有一个转发机制，很像中国的论语，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在之后的文化中不断被引用、转发、扩散，造成对整个文化的影响。我们其实不是在用这个平台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其实更加深层在讨论这个媒介作为艺术表现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的一种视觉舞台上的呈现和满足。

“不能用使用的技术去界定它是否是前卫艺术”

我们通常谈到当代艺术，有些东西极具前卫性，所以必须讨论新的媒介的问题。

但我觉得不能用使用的技术去界定它是否是前卫艺术。这不是技术的问题，因为技术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比方说一个斧头，其实就是一种很早的技术。现在所谓的高科技，背后可能是电脑。电脑跟斧头我们觉得差距极其巨大，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技术跟艺术是从来没有分家过的，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它的技术性可能会更加凸显；在另一个时期，因为长时间大家的习惯和接受程度，它的技术性就不再被我们察觉到。

比方说我们现在强调人工智能，是因为还处于开始阶段，20 年 50 年之后，这些东西都不算一回事，你不会说这是一个 AR 作品。

“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后网络时代的新文艺复兴人。”

虽然说别人看起来我们用了大量科技和技术，但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其实跟古代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我们开放媒体系培养人才的口号，就是要能够培养后网络时代的新文艺复兴人，他得是一个多方位的全才型的人，这是我们的理想。

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大家看到的我们开放媒体系的年轻艺术家，都是 20 岁出头，但包括影像、声音、互动动态捕捉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要会。

技术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你如果过多地强调它，就会失去对艺术创作的把握。但是如果不会的话，在当下这个阶段或者是近未来，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创作。因为先锋艺术其实就是一直不断拓展，或者说拓展人的表现手法。

图片来源：开放媒体实验室 吴元安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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