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5 月 7 日报道，位于青岛的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试验基地即将收割新一批海水稻，并计划于今年首次在全国五大典型盐碱地试种。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国栋表示：“争取 2018 年能够拿出不低于一个可以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经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海水稻指的是抗盐碱的水稻品种。通常情况下，水稻被植物学家列为不耐盐作物。不过，经研究，不同水稻品种之间的耐盐性差异巨大。由于中国有将近 15 亿亩的盐碱地，开发能够大规模种植的抗盐碱水稻品种，一直是中国水稻育种专家的一项任务。

2014 年末，湛江人陈日胜和他发现的“海稻 86”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据报道，2014 年 11 月，能够生长在含高盐分海边滩涂地的海稻 86 的亩产达到了 300 斤，并得到了当时的农业部海水稻专家组的认定。

此次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常与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联系在一起。2016 年 10 月的签约仪式上，袁隆平表示将在 3 年之内，研发出亩产 300 公斤的海水稻。公开报道也指出，袁隆平院士本人每年至少有 3 个月时间在青岛做海水稻研究。

“海水稻如果扩大到 1 亿亩，按最低产量亩产 300 公斤计算，每年可增产 300 亿公斤，可以多养活 8000 万人口，相当于一个湖南省的年粮食总产量。”袁隆平说。

在中国，亩产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1958 年，《人民日报》刊发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亩产万斤的报道。袁隆平不断刷新的水稻亩产纪录也被视为国力的象征。就连马云在谈及农村的时候，都会说：“袁隆平先生把亩产做到了一千斤，而互联网要把亩产做到一千美金。”

这一切都会被归结于粮食安全的问题。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从事农业科研的人，要勇于把确保粮食安全这副担子挑起来。”而张国栋也认为，海水稻对于保障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耕地红线压力，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粮食安全有着明确的定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社会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健康而积极生活的膳食需要。”

该定义其实相当严格。例如一个国家囤积了许多粮食，但是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许多穷人无力购买食物，或者一个国家的食品供应链非常单一，仅能够提供主食，那么这些国家都不能算作是满足粮食安全的条件。

在中国的语境下，粮食安全的重点被放在谷物和口粮这两种产品上。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通过国内生产或进口，可得到充足的优质粮食”不同，中国的粮食安全重点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这样的表述方式很容易将粮食安全与自给自足划上等号，但两者其实并非同一个概念。粮食安全是一个目标。从伦理上来讲，也是政府必须要向其公民履行的义务。如果政府无法保障公民获得足够的食物，那么这个政府本身也就会失去其合法性。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履行粮食安全承诺的能力可能会有差异。发达国家会考虑营养的均衡性，而不发达国家可能就只能喂饱自己的公民。2018 年中国官方数据指出，全国尚有 3000 万贫困人口，人均 GDP 约合 8582 美元，排在全球第 74 位。

但是否应该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来实现粮食安全，中国官方长期以来给出的肯定回答，目前正在经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强调自给自足，这样的口吻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最近，由于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芯片，国内也渐渐兴起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应该掌握芯片生产的核心技术，这样才不会受制于人。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同样焦虑于依赖于外部供应的不稳定性。《人民日报》曾刊发报道：“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过日子。否则，一有风吹草动，有钱也买不来粮，就要陷入被动。”布热津斯基也曾经在其地缘政治著作《大棋局》一书中提到：“粮食依赖进口将给中国经济资源造成紧张，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2007 年到 2008 年，受到全球粮食减产，大量粮食被用作能源而非食品，人口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快速上涨，2007 年底一度达到 10 美元每蒲式耳（注：重量单位，相当于 27.2 公斤）以上的历史高价。全球粮食储备也陷入低点。

为了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平稳国内的粮食价格，多国政府都限制了粮食的出口。其中中国政府就取消了粮食的出口补贴，并在 2008 年开始对部分粮食产品征收出口关税。许多受到粮食危机影响的国家，因此抗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认为他们影响了自由贸易，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安全。

反过来，若非中国在当时完全能够实现玉米、小麦、大米这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那么很有可能中国当时已经在快速上涨的物价会飙升得更快，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不过，中国提出粮食要自给自足，也绝非只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回应世界提出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1994 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 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布朗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水资源匮乏可能令世界粮食资源承受重大压力。他以中国对于鸡蛋的需求为例，“如果中国的母鸡每年生产 200 个蛋，中国需要 13 亿只母鸡来满足国民的需求。然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每年额外的 2400 万吨的粮食，相当于整个加拿大的粮食出口量。”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在 1996 年发表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指出：“中国进口少量粮食，绝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国际上所谓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只会有利于改善世界粮食安全状况，增强世界粮食贸易中的稳定因素”。

在这份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今后 20 年的粮食安全方向：“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将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 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 5%。“

要实现粮食增产，满足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并非只是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就可以完成的目标。农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制度、劳动方式、粮食征购、农业科技等许多不同个方面的问题。袁隆平开发能够大幅提高亩产的杂交水稻，只是其中之一。

其中，被分析得最多的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就是制度。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分析 1950 年代的饥荒时认为，“1955 年明明已经发生了严重春荒、饿死人和粮食高度紧张、社会极度恐慌的情况，主管经济和业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发生与粮食征购之间的因果关系。”非正常死亡人数，从 1953 年的 263 人暴增到 1956 年的 10012 人。

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在 2003 年发表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文章：“25 年前（注：1978 年）的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1978 – 84 年间农业的产量年均增长高达 7.7%，农民的收入也获得了年均 13.4％ 的快速增长。”

随着制度改革的红利逐渐消失，促进中国粮食增产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2015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12428.7 亿斤，连续 12 年完成增长。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看来，“这个数字提供了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实则，无论是财政代价还是生态代价，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他解释道，粮食产量的连续增长“是以化肥、农药等投入增加、农业开发强度濒临极限、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的”。

“2013 年中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 5000 万亩左右，耕地污染超标率为 19.4%，超标面积达 3.5 亿亩。中国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 3 倍左右，化肥单季利用率仅为 30% 左右，低于发达国家 20 个百分点以上。农药利用率仅为 33% 左右，低于发达国家 20 到 30 个百分点，全国约有 1.4 亿亩耕地受农药污染，土壤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它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障农民的收入，但却阻碍了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的高效运转。

2007 年，为了鼓励主产区玉米种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出台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即以固定价格收购玉米。为了保障农民利益，玉米收购价格也逐年上升。然而从 2011 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价格开始下跌，从而形成了国际玉米价格低于国内玉米价格的情况。

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国家此时应该转而采购国际玉米，但这并不符合自给自足的政策。在玉米临储制度下，国家继续收购国内玉米，最终造成价高的国内玉米库存、产量过剩。到 2015 年国家玉米存量为 2.5 亿吨，相当于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接近一半，而储存这些玉米每年的财政支出就达到 630 亿元。

2016 年，国家取消玉米临储制度。玉米开始减产，种植面积减少超过 5000 万亩，而玉米库存也已经减少到不足 2 亿吨。这一措施被中国官方形容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方式，让市场规律来接管农业的运作。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指出，由于判断失误，本世纪初因为太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出台了一系列不应该出台的政策。“后来出台的农业补贴政策以及托市政策，出现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就粮食安全问题而言，黄季焜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他认为，必须在全球背景下，而不能在中国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应对食品安全和水土资源安全问题。其研究表明，在未来 15 年里，中国食物自给率下降 4% 到 5%，即下降到 90% 左右，不会对食物安全造成威胁。

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的建议。由于长期以来将粮食安全等同于自给自足，中国的农业政策出现了许多问题。他们认为适当降低中国对于粮食自给率的要求，依赖于全球贸易，可以更好地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许多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粮食安全就是供求问题，市场既然能够调节供求，就能调节粮食安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在 2015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全球的粮食安全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由贸易。

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通常都会引用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1981 年，森出版《贫穷和饥荒》，认为饥荒的原因并不是全球粮食产量不足，而是全球粮食分配机制中的不平等。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从 2014/15 年度开始，全球每年的粮食生产量都略高于利用量。全球每年的粮食库存量都有所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森的结论为理解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尽管全球没有足够的粮食，会导致有人遭遇饥荒，但这只是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饥荒是否与粮食供应有关，是需要经过事实调查的。”

2013 年，中国对粮食政策进行了微调。程国强的解读是，“从保全部转向保重点：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第一次把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要求更加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金融时报》则评价为，中国正在放弃他们对于自给自足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承诺。

不过，仍然看得出，在政策层面上，农业方面的相关官员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财新》在 2016 年的两会报道中写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注：现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表示，中国粮食产量的现有供给中，约有 1000 亿斤的粮食是‘无效供给’。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注：现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在 3 月 7 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粮食多了一点，‘是好事’。”

《经济学人》在评述中国粮食安全时认为：“有些领导人似乎明白实现自给自足这一目标必须更灵活……不过，共产党向来以扎根农村为荣，不希望在农村引起动荡。因此，当觉察到国内生产者受到威胁时，政府就继续为进口产品设置障碍。”

坚持自给自足的一方现在可能又多了一个博弈的筹码。2017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3285 万吨大豆，耗资 139.4 亿美元。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宣布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 25% 关税。

为了弥补大豆缺口，除了转而从巴西和加拿大进口大豆，东北地区多个省市近日紧急下发文件，要求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国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除了解决过去粮食结构性矛盾，“另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进口大豆的依赖度，此举在振兴农村经济方面有长远意义。”

农业农村部今年 5 月发布的数据指出：“预估 2017/18 年度，中国大豆播种面积 7783 千公顷，比上年度增加 8.1%，大豆总产量 1455 万吨，比上年度增加 12.4%。”放在贸易战的大环境下，与其说这是农业农村部的预估，倒不如说是必须要达成的目标。

未来，中国粮食要实现自给自足显然会遇到更大的挑战。2016 年 12 月，全国粮食产量出现下滑，结束了 12 年连续增长。国家统计局将原因归咎于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下降。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涉及土地制度、劳动方式、粮食征购、农业科技、环境保护等不同层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在制度改革前景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类似于袁隆平开发的海水稻这样的农业科技就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中国农业大学柯炳生就认为，保障粮食安全，不是靠保护价格，而是要提高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依托科技进步。

不过，海水稻也同样遭遇到质疑。长期从事盐碱农业研究的学者邢军武在《中国科技报》刊文，“海水稻声称，能够实现在 15 亿亩盐碱地种水稻，从而多养活 2 亿人的宏伟蓝图。这说明他们并不清楚盐碱地的成因是因为干旱缺水。事实上，如果有水，广大的盐碱地区早就种上了水稻。”

公开报道中袁隆平的海水稻是接受盐度为千分之六的水的灌溉。而邢军武认为，这只是“勾兑了一点点海水的微咸水或咸水灌溉”，“但所谓‘半海水’的含盐量至少应为千分之十五以上”。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丰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但现在还有很多良田没有去耕好，又会有多少人会去种条件不太好的盐碱地？”

题图/《食品公司》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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