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的边远村落长大，作为村里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范美忠有着无限的光环和希冀，但他一直是个边缘人物。

他认为自己只适合教极具天赋的学生，理应受聘于成都市内的重点中学，结果屈身于都江堰一所以外教为主的私立学校，每天面对着一群被他称为“业内垃圾，渣渣”的学生。

很长时间以来，范美忠都认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惶惶不可终日，包括 2008 年。

5 月 12 号 14 点 28 分，他扔下学生，成为全校第一个逃到足球场的人。10 天后，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那一刻地动山摇—— 5·12 汶川地震亲历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

这个边缘人物立刻被卷入了舆论中心。“范跑跑”的名字从此与四川大地震联系在了一起。

范美忠看上去很冷漠，他挑战了当时的权威正大力赞颂的“善”和美德，但他认为自己恰恰代表了真实的力量。

实际上，范美忠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对抗所谓的主流价值观。

他厌恶高考，反对隔三差五的考试机制。

他唾弃特级教师，认为他们是愚蠢和平庸的代名词。

过去他勉强称得上在教育圈内激起了微小波浪，但这次的对抗，撞上了中国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悲痛的情绪和寄托无处安放，但绝对不能容许一丁点沙子。

范美忠激怒了所有人。

当四川人整齐站队高喊“川人不负国”的时候，“我在他们美好光明形象上扔了一坨屎。”范美忠说。

十年后回顾，范美忠坚信这一次的对抗，自己赢了。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曾经被作为地震反面教材的他，因为正面教材的人也纷纷“落马”。

两类人殊途同归。

但从他的十年轨迹里，我们很难说他是不是真的赢了。

和其他因为汶川地震一夜成名的人比起来，地震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后遗症”，除了短暂的曝光，也没能给他创造更多机会。他仍然是教育界，四川，中学学校……避而远之的标签，就连出书也受层层阻挠。

范美忠又退回了自己最初的小圈子。甚至更小了。

2015 年他辞去光亚学校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彻底和体制内的教育分道扬镳。

他离开了都江堰，常驻成都。

成都是他可以接受“最低档次的城市”，远离北京政治中心，但又居于中国边缘城市的中心，满足了他既处于边缘，但又能保有骄傲的姿态。

这是他惯有的舒适区。

2018 年 3 月，我们在范美忠学生的引荐下联系上了他。3 月 9 号早上九点半，我们在成都三圣乡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见面，他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穿一件灰色毛衣，正在读一本文学经典。

45 岁，他精力充沛，口无遮拦。

“现在找我的媒体已经很少了，因为该采访的已经采访了，现在新闻热点的时效性越来越短。当初采访我那么久都是很奇怪的，因为当时智能手机 2008 年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如果当时普及了，新闻更新速度应该很快，不至于热那么久，炒那么久，后来也就是每年 512 大家做回顾的时候，来跟我做一下采访。

我的事件一直持续到 2008 年下半年，5 月到 8 月 8 号奥运会主要是这三个月时间，后来就少了。本来也很正常，大家本来就不应该对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关注这么久，因为该挖掘的都挖掘了，关于我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和观点。我也借此机会充分表达了我的各种价值观，也不希望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总是被主流阶层和权力阶层来影响观，我也可以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对不对？我们不能按照少数人的价值观来生活，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观表达出来，构成影响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并不想接受采访，如果我不接受采访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后来我想，不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要陈述我的观点，因为你知道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我的事件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了），如果当时你不充分表达去扭转很多看法，时过境迁这个事情就会在人们的印象中定型。到时候如果你再去扭转它，人们的兴趣点就不在这了，所以你要趁这个热点充分表述，在人们还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听到你的价值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另外也是借此机会陈述我在各方面的价值观，因为我对中国这个社会，对人生，对伦理，对政治，对各个方面都有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平时写文章太学术化，没人来看，这个时候既然大家愿意看，那我就充分的演说，也希望我能对他人产生一些影响，后来我出于这种考虑就对媒体很配合。

你知道大部分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有很糟糕的一面，当然我们这个民族也有非常伟大的一面，这个是事实。糟糕的一面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太重视真实，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为什么不太重视真实？一个当然是专制社会导致的结果，另外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强调“善”，尤其这个“善”，单一的强调“善”之后会抹杀人们演说真实的冲动，因为真实和“善”，和美好光明是冲突的。

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话，就没有光明，美好和“善”，而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因为人们特别喜欢强调“善”，所以任何对真实的陈述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不愿意演说真实。这就是中国这个民族的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2008 年我写那篇文章，其实也和我个人的思考有关。我不太喜欢中国人活得太假，你明明平时生活中是这样，真实的想法是这样，为什么你面对镜头，写文章的时候你就不能表达你内心真实的声音呢？一个老师你平时抱怨很多，面对镜头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用全部的爱心去关爱小孩”，但其实老师们私底下经常抱怨“我们才拿 3000-5000 的工资”，你为什么不能在镜头面前这么说呢？”

关于范美忠的言论，2008 年时任教育部发言人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

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评论：“北大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如果开除他，我们很赞成。”

光亚学校校长曾告知范美忠，由于他的言论，都江堰教育局和市政府决定都江堰收到的所有捐赠，由教育部统一接受，唯独不给光亚学校。

“成都的《华西都市报》是一定不会来采访我的。因为在四川教育部门，新闻出版，宣传部看来，我这个事件是四川的一个耻辱，他们有一个维护四川美好光明的形象，而我呢？有在美好光明形象上扔了一坨屎的感觉，他们觉得很尴尬，很不爽，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关心真实。

我那个事件本来不是那么糟糕的事情，由于他们价值观的问题，他们会认为那是糟糕的事情，其实我那个事件恰恰是四川的一个光荣，因为大家都在撒谎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言说，这是走向美好的前提。但是他们不这么看，因为他们脑袋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四川的这些媒体是绝对不会来采访我的，而且他们来采访我，我一定会说一些他们不想发出来的东西。

当时我写这篇文章心里面的逆反动力恰恰就在于对这种宣传的反感，我就想让你有点不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我晓得那些东西是假的，但是我也不晓得那些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我只晓得光亚学校的真实情况，不晓得其他真实的情况，我也不能去乱说，我只好说我自己，至少我不是那么英勇和光彩的，就把它那个美和光明的帷幕给撕开了。当时人们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在灾难的巨大冲击下，会失去理智。

但过了十年冷静下来，大家再提这个事情可能会变得清醒，会去揪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垮那么多房子？当时的责任有没有得到追究？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下来了，你再去宣传牺牲感动就没人理睬了。冷静下来需要的是冷静的反思，它肯定是不愿意再提，因为这样去提的话，很多问题会被揪出来不放，那个时候忽悠过去了，现在就没那么好忽悠了。

大家对我的转变还是很大，当然有些人永远都不会转变。你知道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在高中以前，或者最多加上大学本科以前。大学本科以后，一个人的价值观就很难改变，所以你指望所有人受这个事件的影响看法都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相当部分人的看法转变了，这是相当罕见的。

其实当时我上 2008 年 6 月的凤凰卫视，已经导致很多人转变看法，可能再过一两年之后，大家冷静下来，又有不少人转变看法。比如后来谭千秋新闻造假，他是一个地震的正面典型，我就是当时一个反面典型。谭千秋是绵竹汉旺镇东汽中学的一个老师，挖开地震现场他身下有几个学生就说他英勇救学生，但这完全就是造假。因为挖开了现场，他完全可能不是因为保护学生，可能就是当时房屋压下来，把他压在了学生身上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有意保护学生，但后来记者就把诠释成了英勇救学生。

后来东汽中学的老校长写信揭发这个事情，《南方都市报》进行了报道，后来就说不准再写这个事了，因为这个老校长也是出于私人原因，他和谭千秋的私人关系很糟糕。这个事情揭出来后被强行压下去，但很多人已经晓得了，包括林浩后来也被传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后来玉树地震和其他地震，也有教师跑出去的情况，虽然也有很多人在骂，但是无法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就是有我的事件在先，大家的可接受度和可理解度就大了，大家认识问题更清晰了。”

范美忠的语速很快，你不需要鼓励他说话，唯独困扰的是如何在合适的时候打断他。

范美忠说话时，特别喜欢用“当然”一词。“当然”通常适用于两种情景，一种是陈述事实后，用来表达退一步的补充说明。第二则是加强语气，表明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然，范美忠使用的情况通常是第二种，而且往往用来形容他的卓越。

“我当时对自我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当然，我现在对自己的估价也很高。”

“我的道德水准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了，当然现在我也认为我远远超出一般人。”

“我觉得自己的整个状态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高，当然，我客观的来讲，比大多数人还是好很多。”

“我觉得有没有地震我的生命轨迹都没太大差别。没有地震我也会从光亚学校辞职，因为光亚的学生总体来说是业内垃圾，基本就是渣渣了，课都没法上。

虽然光亚学校给了我特权，比如如果学生不听话，我就可以不上课，我的待遇在中方教师里也算比较高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不上课只拿工资，我会觉得愧对这份工作，我拿了钱不干事情。

第二，我做工作不仅是为了拿钱，更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工作的快乐，人是需要工作的快乐的，工作快乐是人主要的快乐来源，所以我肯定会辞职，然后我会带小孩，研究学术，因为我人生的主要方向就是讲学，研究经典。我是个研究学术的天才，不是一般的有水平，是天才，肯定比什么哈佛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强，我用 1% 的力气肯定就比他们做的好，这个我真的不是吹牛。比如哲学，文学研究，我稍微花点力气都比他们做的好，我可以吹这个牛，我面对任何人都可以吹这个牛。

正因为如此，我知道我该干什么，所以我肯定会辞职，因为光亚学校会影响我的精力。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我老婆的家庭学校就在这附近，我今天开车把他们送过去，中午我的小孩要回去睡午觉，她起来后一直到她晚上睡觉我都要带着她，每天只有上午两个小时时间，写篇文章很多时候都写不完，还不要说看书，等小孩更大，我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学术资料研究上面，所以我的人生轨迹还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受外在环境左右的人，我是要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般人，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是一般人，我的内心是比较强大的，不太理睬别人的评论和看法。

所以有没有地震我的生命轨迹都不会变，但是我的看法转变了。

第一，地震这个事情使我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包括中国民众的素质的估价更低了，我没想到他们那么蠢，这反而导致我的状态更好，因为我原来状态非常不好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中国非常糟糕，我非常着急改变它，而我又改变不了，这个事情发生后导致我更平和，因为原来中国知识界，中国民众，中国思想界对我事件的看法都那么蠢，我的内心就不那么着急了。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人的意识状态，思想能力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那你对中国转变的长期性，你会有种更清醒的认识，这之后我反而觉得更平和了。

第二是我对自己的认识，2008 年之前，我对自我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当然，我现在对自己的估价也很高。不仅是才能，比如我做学术研究是个天才。甚至觉得我的道德水准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了，当然，现在我也认为我远远超出一般人。

但是 2008 年之后，我发现其实面对关键时刻，从某种意义来说，人都会回到一种无道德状态，不是一种破坏道德，而是回到人最本能最本真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并不比一般人高明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比一般人坏，而是我原本认为我比一般人高明很多，但我也并不糟糕。

换句话来说，有天大家饿得没饭吃都会去抢东西，就是这种状态。不会说我有很多东西我让给你们吃，我自己饿死。没饭吃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样去抢面包吃。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差不多。虽然在日常状态下，我们可能有些差别。

这两个事情，都让我变得更好了。第二个事情让我对自己有个清醒的估价，我对其他人的愤怒就少了一些。因为长久以来，我对中国普通民众，乃至知识分子，我的愤怒非常强，就是道德愤怒，我觉得为什么你们那么糟糕？平常日常生活，比如说老师和公务员，你平常都生活在谎言和面具之中。我觉得所有人道德上都有些问题，我就觉得非常愤怒。

但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整个状态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高，从根本意上来说，回到本能来说，人和人的差别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这样你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更多，对他人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内心变得更平静。”

2008 年 6 月曾传出教育部门要求撤销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证，范美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教师资格证。

对于体制内的考核标准，他不屑一顾。

“现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不会主动来请我，我也不会去做全职工作，如果我愿意教书，我其实比较适合教那种天赋比较高的学生。在成都主要集中在成都七中，成都外国语这些学校。但我去教的话，他们很大程度不会接受，所以我不会找，我也没有去找过。

我去找我就被动了，如果我要去一个名校教书，必须是他们主动来请我。你们主动来请我，你才会认识到我的价值，我是很有水平的。如果我自己去找，他们就会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老师，没有意义。我在学校肯定要寻求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并不是某种特殊对待，我说的特权是不坐班，按照我的方式来教学，我选择教学内容。

同时我不接受你三天两头对学生进行考试，不接受你用高考成绩来要求我，我说的是这一类的特权。如果我投简历的话，我就没办法要求这些，但如果你来找我，我就可以提出这些要求。

如果他们主动来找我，那成都这些校长就太牛了。但你要晓得，你不要指望中国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很杰出，他们注定是平庸的，我对他们没有指望。

即使没有地震他们也不会来请我，因为他们就是一帮平庸的校长。地震不会给我找工作上造成难度，因为我之前找工作本来就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不管高考。在他们心目当中，地震之前之后我都不是一个好老师。只是地震前我在网上的教育圈就很有名，因为我写过很多教育的文章，但是那些东西和他们的高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且我从来不参加赛课，我完全不走体制内这条路，我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更不要说评特级教师，而他们有时候还在意“我挖到一个特级教师”。特级教师一点都不代表水平。

现在我的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好很多，因为网络时代可以上网课，可以写文章，可以打赏，本身我到这个年龄，在圈内还是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成年人也愿意听你讲庄子，也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听，所以说路越走越宽，经济收入也越来越好。当然不像他们（比如林浩）得到那么多好处。我的收入和地震没有任何关系，是我个人自身水平提供给社会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说多有钱，但是过一个基本的生活相对宽裕。”

地震发生后，全国 20 个省市对口援建四川重灾区，上海的对口城市为都江堰。截至2010年8月底，上海在都江堰援建的 117 个项目全部竣工，耗资共 82.5 亿元。

有说法称地震后，“灾区前进了二十年”。

作为回报，2017 年 9 月 8 日至 2018 年 5 月 12 日，上海籍市民凭身份证即可按 15 元（原价门票 90 元/人）的票价游览都江堰景区。

“前进二十年”这个说法从基础建设来讲，从街道建设来讲是个事实，但这并不表明地震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无论基础建设有多大的跨越，它只是个物质性的东西，它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无法慰籍失去了亲人的人心灵的创伤。人们如何去估价物质的进步和人们生命的消失，心灵的创伤和物质进步之间的代价关系。

第二，这种二十年的进步，本身并不是一个有质量的发展的结果，是大量利用我们的中央集权体制，强行把别的地方的资源调配过来，所以它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生产性发展常态的结果，而是一个纯粹积累型和消费型的投资。

把上海的钱拿到都江堰来投资，这并不表明什么，只是表明强行把一个地方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来，而且这个过程导致了很大的浪费。

从经济发展来说，都江堰修了很多的房子和基础设施，但是你都江堰的工业发展，商业发展跟不上这样一个人为的投入，这不是经济自然扩张的结果，所以导致很多房子是空房。基础设施没人用，房子没人住。

都江堰相当部分的房子都没人住，有部分从山里面迁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肯定住不完这么多房子，导致的这种资源浪费其实很少人关注。上海援助都江堰几千亿人民币，对上海来说，这是上海纳税人的钱，上海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强行被拿走了，对不对？这是人们很少考虑的，你说这是全国一盘棋也好，但是上海纳税人的钱在没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被拿走。拿走了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所以我们不能为这种巨大灾难为代价，导致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前进唱赞歌。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来一次大轰炸，把一个城市全部炸毁，然后我们重建，这样肯定比原来建的好得多，你觉得我们应该去赞美吗？显然不应该，这可能会导致成百万人的死亡，这种思维显然是很可笑的。

第二，“前进二十年”这种说法我们如何去理解？一个城市，我们的价值观，现在中国几十年飞速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基础设施修得越新，越高大上的这样一种观念。你觉得美国人是不是觉得楼拆得越多越好？有时候一座老房子，一个城市的自然发展，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了来修很高大的楼呢？难道修这种很高的楼就一定是进步吗？

我现在住在成都三圣乡这边，在都江堰我没有房子，我从来没有把都江堰当家，因为都江堰太小了。不仅仅是因为它人少，而在于文化底蕴太差了，我在都江堰平时都找不到一个人喝茶聊天，找不到一个人做思想交流。成都是我在中国能居住的最低档次的城市，不是说物质的现代化，而是精神需求，比如说我能跟人聊天交流，成都就是我的最低下限了，如果我在四川的内江，绵阳，德阳…我待不下去，这就是我的下线了。

2015 年我离开光亚的时候，都江堰的 2.5 环都已经修建起来了，修的很光鲜，都是和地震重建相关，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些人还是只晓得打麻将。而我关注的，像他们说的“基础设施前进二十年”，人们的观念，人们的素质呢？有一毛钱的前进吗？所以他们这种评价本身就是很 low 的，非常低端的看法。你说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铁路修的比美国人好了，那中国就一定比美国发达吗？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看法。

我不会刻意回都江堰，我回都江堰不是说刻意去怀旧，而是恰好有可能朋友来了，有小孩要到青城山去耍去喝茶，而不是说我在那儿教书十年，要到光亚，到都江堰去看一下，没有这种想法，我对都江堰和光亚学校没有任何留恋。

经历了地震后，我觉得大家越来越务实了，希望的道德寄情，浮夸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包括知识分子。2008 年之前我在知识圈接触的比较多，包括我在成都参加一些活动，就是那种乌托邦式的，由头脑中的理念寄托的乌托邦在减少，这是好事情。成都原来更多的是奥拓车，现在车越来越好，普通的小区奔驰，宝马多的很，我觉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生活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十年成都有个很大的变化，成都给人的一般印象一贯是一个休闲的城市。但对我自身来说，我觉得成都有两个变化，成都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发展从东部到西部。成都不是新一线城市之首吗？包括成都南边的发展，其实导致成都相当一部分人的节奏变得很快很忙，而不是以前那么悠闲了。

第二个，相当一部分成都人继续打他的麻将，但有一部分人开始朝自我学习，终身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报学习班，那里报学习班，上网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中国这个社会在物质方面越来富裕的时候，人们从短暂的穷，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后，一部分人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求精神的充实，自我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这十年很强烈的感受。中国社会最终要变得更好，要有每个个体精神素质的提高作为前提，所以你光说“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啊这些都没用，每个个体的成长，包括教育的变化，是一个很缓慢的成长。

2012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范美忠所著的《民间野草》，范美忠用 15 篇文章解读鲁迅的《野草》。

这是过去十年间范美忠唯一正式出版的书籍。

2011 年他开始研读庄子，范美忠形容庄子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尽管他早已完成庄子的书稿，但一直无法“合法”出版。他认为这本书理应受到更高的重视，因为市面上解读庄子的书籍根本不入流，自己代表了“当今研究庄子的最高水平”。

“现在我一印书，出版社就出不了，所以我自己印了两本书，一个写教育，一个写庄子。

我很希望这些书到达读者手中，毕竟我认为我是代表当今对庄子研究的最高水平了，而且对很多人可能有帮助。现在已经出来的研究庄子的，完全都没读懂，是吧？那我肯定还是不服气，希望我的被别人看到，让那些假货现形。

有的出版社觉得我的书有点小众，但有人很想出，有一个出版编辑觉得我写的很好很想出。本来这个事没有风险，因为我在 2008 年之后正式出过一本书，没人找出版社麻烦，也没人找我的麻烦。结果这个出版社的领导预先估计万一找麻烦，不清楚宣传部对我的态度，所以他们不愿意担任任何风险。

言论自由度是在下降，但是我充满信心的点就在于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这是个逆流。历史是潮流，就像孙中山讲的“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凡是遇到逆流，你都挡不住，比如当年清政府，它也不想交出政权，最后清政府垮了。毛泽东想永远搞文化大革命，用他那一套，但是邓小平上台必须改变这个做法，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垮掉。从这个方面来讲，历史的发展因为各种力量的斗争而前进。共产党最喜欢讲这个话，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现在轮到我讲这个话。

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会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我非常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开放的依赖已经不可缺少。中国统治的维持依赖于它的经济，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它和世界的贸易和关联。无论是从原材料到市场，技术，它一旦搞得过于封闭，这种东西切断，切断之后就会导致经济跨台，统治无法维持。

而且由于现在网络技术的存在，你总是可以突破它的封锁，你要看都看得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点都不着急。另外大量的小粉红要变成（我们）很容易，但我们要转变成小粉红就不可能。以前我在杭州教书的时候，我让初三到高一的学生看了一篇李慎之的《风雨苍狂五十年》，他是中共元老，写了一篇反思，他们就转变了，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真实的力量。所以小粉红转变过来很容易，但我们要转变成小粉红很难。

第二，网上是不是有那么多少小粉红？我也表示怀疑，有的就是五毛，他想发言，他要装成小粉红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中国稍微有钱的人经常带小孩到世界各地旅游，都能接触到国外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每个家庭有车，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度假。过几年，不到十年，就要换一辆更好的车，有更好的生活。不管你怎么搞，只有开放的社会才可能富裕，对不对？封闭的社会是不可能富裕的。一旦你让他们（不管是不是小粉红）的物质生活下跌，不满就来了。我本来开着奔驰宝马，现在车都开不上了。他再是小粉红，都要开始反对了。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现在范美忠一家住在成都市锦江区的三圣乡附近，亦称“三圣花乡”，是成都市生产鲜花的主要地点，以自然风光著称。

他和妻子，两个小孩居住在 80 平米的房子里，靠上网课，每周在家辅导小孩读庄子挣钱。收入算不上稳定，但在成都，可以保证他过上小富即安的生活，“不说好有钱，但是过一个基本的生活相对宽裕，”范美忠说。

物质对于他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即使囊空如洗，他仍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三圣乡亦被看作是成都市区内的“世外桃源”。

“我真正状态好是这几年，我以前状态不好和地震没有关系。我以前经常处在内心很虚无，很黑暗的状态之中，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包括 2008 年，我内心都还是这种状态，因为我的形而上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在光亚学校教书的时候也是不好的，就觉得活着没意义。

状态转变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家庭和小孩儿，虽然我结婚是 2006 年，但是我老二出来之后，我天天都带他，家庭生活影响很大。还有个原因就是我读庄子读通了，彻底解决了我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之前回答不了就是没有认识真理，如果从基督徒来讲就是没有认识基督，没有认识上帝，对我来说就是无道，以前我完全被自我本身所属，陷入了自我的观念和自我内心，你跟道，跟真理，更天地宇宙的关系没有达到。

这个说起来很抽象，但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过程，我们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经历，就像蝴蝶没有破茧而出，作茧自缚。我是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自我意识是人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自我本身会对自我构成封闭和束缚，但是人类心灵的健康建立在跟天地万物关联的基础上，比如说你和他人，你跟大自然的关系。

人类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但又来自于大自然，人如果和大自然断裂关系，人的精神也会出问题。另外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从精神方面来说也是精神的共同体，如果人和他人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关联，不是表面的关联（我们在同一个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是真正的关联），人的精神也会出问题。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教堂，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变成共同体，这样会更健康，从根本上讲就是走出自我。

我已经写过一些庄子解读了，2013 年的时候写了十多万字，只解读了十分之一，后面停下来了，因为我的思想，生命积淀已经耗空了，庄子的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典。2013 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都还没有写，所以我只好停下来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看研究几本庄子的专著就可以继续写，研究这些是靠我的心灵的成长和生命的体验。如果我的生命体验没有成长到一个高度，我就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我把它放下了。

五年时间当然不够，现在快餐化的时代，每天都可以写篇文章，但对我来讲，我是坚持高品质写作的人，如果你写一首诗，你可能十年都在为这首诗做等待。真正的大诗人写诗，他们为这首诗练习，体验，思考要十年。而我不喜欢这个时代的快餐化，低品质化，所以我要坚持写作的品质。在我看来，十年写一本书一点也不算低产，有些人二十年写一本书，是真正值得看或者喧嚣过去还留的下来的。

这三年辞职后，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带小孩，辞职之后二十多天，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

我妻子在搞一个家庭学校，在家里教我的老大，每天都很忙。父母当中必须有一个人要管，我太太基本上就没有带过。

我现在有时间就看看书，写写文章，但是这些时间都很少，因为带小孩花费我太多精力，而且老大现在十岁我经常带他去滑冰。偶尔有人请，我就出去做讲座，但也不多，很多人想请不敢请，因为教育圈很多人长期都有顾虑，甚至某个校长想请我，他也怕某个人拿这事指责他。教育圈很多人还是很蠢，老师是这个社会最蠢的一群人之一，尤其中小学老师，这很荒唐。

平时我每周做庄子讲座，我自己找几个小孩在家里面给他们讲文学经典。当然我还会在网上讲，去年下半年我在网上讲了二十次庄子讲座。今年他们又喊我做一个读书会，带领大家读书，读《红楼梦》，读《唐诗宋词》，读鲁迅的作品，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我在成都不会觉得经济上有压力，我觉得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挺好的。

说实话，我的收入还比在光亚学校高一些，光亚当时可能接近九千多块钱，一年下来可能也就 10 万块。现在出去招几个小孩儿就可以挣几万元一学期，再加上出去讲座，网上讲课，挣这点钱很容易。

当然收入属于个人秘密，至少在成都，我还是活得比较安逸的，因为房子已经买了，但因为两个小孩我可能必须要换房，原来想 2 室 2 厅，没想到有老二，现在突然就觉得不够。

现在我们住八十多平米，过两三年，我的想法就是换一个 4 室 2 厅的房子，大概 120 平米左右。但不见的必须换，我至少有个房子住着，换房不对我构成很大的压力。实在不行，我就卖了这套房子拿来买另一套也绰绰有余了。

对我来讲，只要维持基本生活，应该是很轻松的。

我今年没什么打算，可能接下来下半生都不会找任何工作，我肯定不愿意再做全职工作，因为我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我不会做那些今天你必须来的这种工作。

我现在 45 岁，我的老二现在三岁，等他十八岁成年，我就六十岁了。我本来想自驾游到中国的每个县，把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自驾游结合起来，但他出生之后，我的计划暂时搁置，可能在我死前都完不成，但还是我的计划。

还有周游世界，比如罗马帝国的遗址，亚马逊丛林，南北两极……还需要去看一看，美国我还没有去看过，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去看一下，虽然我们从各种书籍了解到很多，但我们不像你们这一代，我们很少有人读大学本科，很少有人去过美国。”

题图与内图来自unsplash, sohu,rhschool，yikuaiqu，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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