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书评之前，我特地对自己那正饭后收拾锅碗瓢盆的老妈做了个采访：

“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穿衣服喜欢什么颜色吗？”

她思忖了一会儿说，黄色。

“那，是这样的，我在看一本讲到性别差异的书，里面讨论到一个问题，从世俗普遍的看法来讲，人们都说女娃娃天生喜欢粉色，男娃娃天生喜欢蓝色，然后科学家想搞清楚这种偏好是出于生物生理基础，还是后天文化习俗影响。所以，请你认真地回忆一下，我小时候喜欢粉红系吗？”

不，你从来没喜欢过粉色，我妈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给你买过一件红色大衣，你跟我赌气了好久，自己还记得吗？

呃我无可否认，因为穿着那件衣服的照片还摆在我家相册里，本人手里紧紧捏着擦眼泪的小手帕……

近几年来，几乎每一篇讨论平权的文章都会去举到一个反例，2006年初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的引咎辞职事件，因其前一年发表的不当言论，在一个演讲中探讨为何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界男性研究者远远多于女性，他给出三条用于解释的原因：第一条是高强度工作假设，女性不太可能去投入需要大量时间的工作领域；第二条是在相关能力的分布上女性较平均，而男性处于最高和最低的比例大于女性；第三条是出于社会偏见，女性并不被鼓励进入科研界。萨默斯强调，这三条原因的重要性，也和他提出的顺序一致。这个演讲曝光以后，立刻成为其引导性别歧视的证据，随即而来一波要他下台的呼声。

平心而论，身为现代顶尖大学的校长，因此被迫离任并不冤枉。不过在很多描述这个过失的叙述中，都会笼统地说成萨默斯认为女性天生在能力上不如男性，却的确有些断章取义，甚至，当我们用更客观的态度去审视造成萨默斯此番言行的根源时，更应该指出的是，他受到了此前许多科学研究的误导。印裔英籍作家Angela Saini的《劣等：科学对女性做了什么错事》（Inferior: How Science Got Women Wrong）一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与此有关。

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它被我经常浏览的物理世界和化学世界两大科技类网站同时评为年度好书，而一些重要的书评媒体也赞誉有加。出版于去年5月底，不到一年时间，《劣等》已反复加印，封面都出到了第三个，作者前几天还在推特上高兴地说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也是本书书迷——无论如何，也算得一本受到各方欢迎的著作了。

Saini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达尔文当年收到的一封信谈起，梳理了近现代科学研究在性别差异上的许多假设被求证、被修正甚或被推翻的过程，其中第三章“生而不同”，就聚焦于探讨和辨析两种性别的行为偏好是否从出生一刻就已注定，不管是萨默斯所提到的在理工科方面的能力，还是我们日常被标定的那些“属于男孩”“属于女孩”的标签特质，什么“女生就是喜欢粉粉的东西喜欢娃娃玩偶而男生就是喜欢冷色调的蓝喜欢小汽车玩具”这种，是否来自于天生的大脑不同。

2000年，英国剑桥临床心理学家Simon Baron-Cohen所领导的团队在《婴幼儿行为与发展》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首次观察到新生儿眼神关注上的性别差异，说明了他们社交欲望的差别。这个结论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很快在各种刊物上有了几百次引用，也被一些流行书籍当做例证来使用，其中不乏婚姻救助类的读物。几年后，Baron-Cohen提出“共情-系统化理论”，其核心观念是女性大脑生来就擅长于同理共情，男性大脑则是为了分析和搭建系统而生。有趣的是，Baron-Cohen原是位自闭症专家，主要课题为研究儿童身上的自闭症，所以他进一步发展到“极端男性大脑假说”，认为自闭症大脑就是一种过度男性化的大脑，而造成“男性大脑”“女性大脑”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性激素——胎儿在子宫中暴露于什么水平的睾酮，不仅会影响它性腺和性器官的发育，也会影响它大脑的发育。这个子宫环境中睾酮影响大脑功能形成的理论，则更早可以溯源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麻省理工的两位学者Norman Geschwind和Albert Galaburda在老鼠和兔子身上观察到的一系列现象，他们认为胎儿的左脑比右脑发育要晚，过程中睾酮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世纪初那几年里，“共情-系统化理论”一度被广泛传播，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萨默斯2005年那番引来轩然大波的发言也与此有关。当然，这一结果也面临着众多的质疑和批评，首先是，Baron-Cohen等人2000年发表的实验一直没有被人重复过，他自己对此解释为这样一个有着性别政治意味的实验，别的研究团队其实不怎么愿意触及，其次，Geschwind和Galaburda的实验结果能否直接套用到Baron-Cohen的理论是有待商榷的，要知道，想直接去检验睾酮对胎儿的影响其实难以做到，我们不可能像对待实验动物那样对着人类的子宫注射一剂睾酮。于是关于“共情-系统化理论”的争论持续了很久，有人笃信，有人不屑。

Angela Saini在写作本书时，就此做了非常扎实的采访，包括当年执行Baron-Cohen实验的博士生，也包括同领域的其他优秀科学家，而Baron-Cohen的同事，同样来自于剑桥的Melissa Hines博士所做一系列精巧的研究，给出了最值得参考的意见。尽管我们无法给人类胎儿注射睾酮，但世界上存在一种天生就处于极端激素环境下的个体，英文中称作intersex，也就是阴阳人。书中化名Micheal的一名实验对象，具有XY染色体，从性别来说是一位男性，但他自胎儿时期就睾酮严重匮乏，以至于出生时男性器官完全不明显，医生建议其家人“把他当女孩来养”（这是一件让他悲伤的事，他在成年后做了性器官手术并开始接受定期的睾酮补充）。Melissa Hines找到了一些类似个体，除了Micheal这样睾酮不足的男性，还有睾酮过高的女性，希望来自他们身上的数据可以帮助解答一些问题。

在回答Saini的一系列问题时，Hines非常谨慎，她认为观察结果十分复杂，在性别认知、性向和幼年玩具喜好上，两种阴阳人都出现了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的分布，但不足以成为Geschwind-Galaburda假设的证据。

不仅如此，Melissa Hines的团队2010年还做了一个基于正常婴儿的玩具喜好实验，结果显示，0-12个月的婴儿，不管男女，喜欢娃娃都比小汽车多，而12-24个月时他们的选择则有了我们所认为的性别倾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一岁以后，孩子所受的社会文化暗示已经极大地引导了他/她。

插一句，这一结论我是信服的，因为作为一名“性别认知为女”“性向上基本喜欢男性”的女性，我从小到大没有过哪怕一个娃娃玩具，而关于本文开头问老妈我小时候喜欢粉色还是蓝色的问题，Hines团队的实验结果依然是，没有证据显示女娃娃喜欢粉色比蓝色多，反之亦然。

如果你想更多知道社会文化暗示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引导到底有多严重，可以进一步去读澳大利亚学者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所著《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我的大脑？》一书（果壳阅读引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相当全面的分析，“女孩学不好数学”“女孩做不了编程”之类的刻板印象将被一一破解。

“生而不同”只是《劣等》一书中八个章节中的一章，在其余章节，Saini还讨论了在智力、药物开发、社会工作、择偶、支配性地位、更年期等议题上，科学研究这些年来是如何从带着明显性别倾向的做法逐渐转向更加客观合理的设计过程，优美的文笔、严谨的逻辑线也一再证明，她无愧于当代最优秀的科学记者和科学作家之一。我还读过她在New Humanist和Guardian上的一系列专栏，除了性别和种族歧视，毕业于牛津、曾供职于BBC、后成为自由作家的她还写过转基因、核电、科学与神学的辩证相关的文章，在《劣等》之前还出过一本《极客国度》。如果你和我一样注意到了她的印裔身份，可能也会多一份感动，这是《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那样的电影都没法给我的感动。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