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视着那些建筑、眺望着旧金山、思考着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觉得地球上的资源用之不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我用了 200 微克的剂量，从 300 英尺（100 米）的高空注视着旧金山城，想着，从这儿我能看到地球是弧形的。我意识到，站得越高，就越能发现地球是圆的。”

这段话来自《全球概览》的作者斯图尔特·布兰德，1966 年 3 月。他将这些想法归咎于自己滴的 200 微克（1/5 粒沙）致幻剂 LSD。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次“幻游”（Trip）。

今年是 LSD 的 75 周年。1943 年 4 月 19 日，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和助手骑自行车从巴塞尔的实验室回家，那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完整的 LSD 幻游（Trip），之后被人称为自行车日（Bicycle Day）。

出发前，霍夫曼喝下 250 微克经水稀释的 LSD，助手后来说他们骑得飞快。据霍夫曼回忆，他眼中的巴塞尔街道成了天堂地狱交织的场所，送来牛奶的邻居成了邪恶女巫。经过最初的惊惧，他开始享受万花筒般的世界，门把手和过路车辆的声音都幻化成了视觉呈现在眼前。第二天早上醒来，霍夫曼觉得神清气爽，万物都闪烁着新鲜的光泽，早餐也比平时更好吃了。

这样的旅程在之后 75 年里被数千万人重复。在 LSD 最火的 1960 年代，它直接催化了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在美国和西欧影响了一整代人、他们的流行文化、甚至于个人电脑的发展。乔布斯曾说使用 LSD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三件事之一，直到 2007 年 iPhone 发售后不久，他还在电话里对一位研究人员说：“不如把它倒进自来水里，让所有人都 high 起来。”

当然，就像很多其它重要发现一样，霍夫曼在 1943 年没有想到那么多。

霍夫曼是诺华制药的前身、瑞士山德士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他一直在研究麦角酸（一种从变质黑麦中产生的麦角菌分泌的物质），希望开发一种治疗疲劳的药物。LSD（麦角酸二乙酰胺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是他合成的第 25 种分子。到自行车日那天，他已经研究 LSD 5 年时间，终于决定自己试一下。

能够影响人类精神的药物有很多，大麻、可卡因、蘑菇都能让人体验狂喜。但霍夫曼合成的 LSD 是世界上最强烈的致幻剂，一次只需要 100 微克的剂量，相当于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就能引起 6–12 小时的幻觉体验。

LSD 是最廉价的非法药物之一，任何生物化学专业的人都能合成，单剂 2-3 美元的价格，能持续很久。它们通常被滴在邮票大小的纸片上出售，上面印着卡通人物，或带有幻想色彩的图案。有人形容 LSD 像“一辆出租车，带你前往派对现场。”

LSD 作为药物自身经历的旅程也像它带给人类的效果一样刺激。从一开始的科学实验，到被中情局拿来实验精神控制，再到推动“爱之夏”不过 20 年而已。

LSD 不像海洛因那样让人上瘾，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对 LSD 的描述是：“不被认为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因为它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药物寻求行为。”

但在催生了 1960 年代那场壮阔的嬉皮运动后不久，LSD 就被各国禁止，像那场运动一样很快从主流视野消失。围绕 LSD 的争议让它的影响力被刻意抹去。今天我们很容易忘记，甚至难以理解当时年轻人对致幻药物那种欣然接受的态度。

75 年后，LSD 再次复苏。美国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买它的人变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关于 LSD 科学研究也在近几年被重拾起来，探索它对于人脑的影响以及医用可能。一个个研究成果的披露都在提醒着，我们对于这个影响一代人的创造物是多么一无所知。

“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前哈佛教授蒂莫西·利里

102 岁时去世的霍夫曼曾说，LSD 是他“惹是生非的孩子”，因为这个意外合成的药物诞生没几年就偏离了自己最初研发时的初衷，在几个传道者的努力下，进入了“人类”这片临床试验场。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那个年代最卖力推广 LSD 的人之一，被美国媒体视为 LSD 的代言人，尼克松说他是“美国最危险的人”。1960 年夏天，刚刚经历第二次离婚，第一任妻子自杀的利里在墨西哥度假村首次尝试了墨西哥毒蘑菇，回到哈佛后，他开始了对毒蘑菇的主要致幻成分——费洛赛宾（Psilocybin）的研究。他和助理教授理查德·阿尔伯特在学生志愿者和监狱犯人身上做实验，希望这种天然致幻剂能像宗教一样教人向善。

在一个叫 Michael Hollingshead 的英国人的介绍下，利里服用了 LSD，他被彻底征服了。他抛弃费洛赛宾，开始了 LSD 的研究。但利里的研究和科学家、CIA 的方式都不同，他陷入了宗教般的狂热，开始把自己打造成一位 “LSD 专家”。他编写了广为流传的迷幻剂使用手册《显灵体验》，到处接受媒体采访。

为了证明 LSD 具有非凡的力量，利里宣称 LSD 的发现和人类进行第一次核裂变试验几乎同时发生，他认为，这是因为神在人类发明了可以毁灭地球的力量后，为拯救他们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利里很快成为纽约富人和名流圈里的红人，此时他已经因向用学生实验 LSD 被哈佛解聘。

在抵达旧金山之前，利里对西海岸并无好感，他以严肃的学者自居进行心理学实验。但无论如何，1967 年金门公园前那场嬉皮士云集的“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上，利里抓住了机会，他对着密密麻麻的年轻人演讲，并在最后一字一顿说出了那 3 个用来描述 LSD 服用体验、也如同宗教口号般的著名短语：Turn on, Tune in, Drop out（聚神、入世、出离）。

1965 年时持有 LSD 并不违法，只有制造才属违法。但到 1966 年纽约州、加州等多个州已经将持有列为重罪。而到 1969 年，美国联邦法全面禁止 LSD，并新立了执行反迷幻药法案的委员会，LSD 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管辖下移交。

为了抗议加州和纽约州新颁布的 LSD 禁令，1966 年 10 月和 1967 年 1 月，上千名被加州州长里根形容为“打扮得像人猿泰山，头发长得像小丫头，闻起来像野兽”的嬉皮士，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了“爱的游行”和“人类大聚会”。

反迷幻药法的出台，戏剧性地提高了年轻人对 LSD 难以遏制的渴望。

此时的旧金山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逍遥的青年，房租上涨，人们转移到较便宜的海特区（Haight-Ashbury），毗邻旧金山州立大学。旧金山在 1950 年代中期本就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偶像们的聚集地，诗人在这里创办“城市之光”书店，诗人艾伦·金斯堡在这里念出震撼美国的诗歌《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在旧金山成为嬉皮运动的舞台之前，这里艺术家圈子里最流行的致幻剂是大麻，大麻更多类似于兴奋剂，效果比 LSD 轻得多，而 LSD 当时只在极少数人之间使用。

这些人之中有《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媒体大亨亨利·卢斯、法国哲学家福柯、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电影演员加里·格兰特……几乎所有垮掉派诗人和爵士乐手都经历过 LSD “幻游”，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借由 LSD 提高创造力，或者当成感官上的刺激。

LSD 马上就要跳出这个小圈子，进入整个旧金山乃至美国社会。利里在“人类大聚会”上演讲的画面通过报纸和电视迅速在全美传播开来，2 万名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定格在不同的媒介上，媒体宣布，这群靠迷幻药滋养的嬉皮士将是“爱的一代”，1967 年的夏天将是“爱之夏”。

据利里后来估计，1962 年大约有 25000 名美国人曾服用 LSD，到了 1965 年年末，一项调查显示这个数字变成了近 400 万人，其中 70% 的人正就读高中或大学。

如此大量的需求留下一个疑问，谁在制造 LSD？

1966 年，山德士制药迫于压力撤回了他们为 LSD 提出的新药试验申请，同年 5 月，山德士停产 LSD。真正让大量 LSD 流入音乐演出现场的，是那些不求利润发放 LSD 的民间制药师。

《绝命毒师》中，老白的另一个身份海森堡烹制的冰毒因为极其纯净，呈现出天蓝色。这个设定几乎肯定是来自奥古斯塔·奥斯利·斯坦利三世（Augustus Owsley Stanley III），斯坦利被大家叫做“旧金山名誉市长”，他改良了山德士制药发黄的 LSD，提纯后的产品纯净无色， 在暗处摇晃时还会自己发出荧光。

业余化学家斯坦利的货定价 2 美元一剂（相当于今天的 16 美元），几乎没什么利润。他卖出的 10 万份平价 LSD 在帮派试图控制加州的迷幻药生意之前就“摧毁”了市场。杰斐逊飞机乐队的成员之一 Marty Baling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演出的时候会准备一袋 LSD，像洒 M&M’s 巧克力豆那样把它们扔向观众。

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斯坦利的中间名“Owsley”这个词已经变成了特别纯粹的迷幻药的代名词。1965 至 1967 年间，斯坦利一个人生产了足够 500 万次剂量的 LSD。为了区分，他会给不同批次的货染上不同的颜色，像是 1967 年蒙特雷流行音乐节上的“蒙特雷紫”（Monterey Purple）。

他的几个学徒也有自己的专属产品，比如 Nicholas Sand 和“橙色阳光”。2009 年《国家地理》关于 LSD 的一条纪录片中，Nicholas Sand 说他整个“职业生涯”制造了约 30 磅 LSD，足够进行 1.4 亿次幻游。

斯坦利曾经是美国空军的无线电操作员，在加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业余还在电台担任广播工程师。1963 年他移居伯克利，希望在当时爆发反越战抗议活动的高校听课，在那里，他遇见了后来一起制 LSD 的化学专业的女友，并第一次服用了 LSD。就在同一个礼拜，他第一次听披头士的歌。

“这一切似乎都融合在了一起。”斯坦利接受《滚石》采访时说。

这位“旧金山名誉市长”是迷幻摇滚领军乐队之一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乐队背后最初的赞助者、音响师。他在演出音响系统方面最著名的技术创新是 1974 年为感恩至死设计的 Wall of Sound 系统：重达 75 吨，连续功率 26400 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舞台音响。放大器、扬声器、低音炮和高音单元层层叠叠到三层楼那么高。

“一颗药丸能让你膨胀成巨人，一颗药丸也能让你缩小如蚂蚁🎵”——杰斐逊飞机主唱 Grace Slick “White Rabbit”

流行音乐历史上的种种流派总是会和药物扯上关系。爵士乐和海洛因，嘻哈和可卡因，朋克和安非他命，以及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的迷幻摇滚（Psychedelic Rock）。

音乐和药物的结合让 50 年代英美社会的暗流浮出水面：反战情绪、反核武器的思潮、一切反文化下的作品、诗歌和音乐都在滋长。新一代的乐手没有转向已经变得过于自省、复杂、精英化的爵士乐，而是加入了摇滚乐的配方，滴入安非他命和后来的 LSD。

《声音与愤怒》的作者张铁志在形容那个时代时写道：“音乐史正好在彼时进入一个新隧道：民谣开始褪色，迪伦开始插上电，披头士从泡泡糖歌曲转为更成熟复杂的摇滚。旧金山的嬉皮开始结合蓝调、民谣、乡村以及‘迷幻’感受，创造了所谓旧金山之声：迷幻摇滚。”

感恩至死的音乐尤其合 LSD 幻游者的胃口，乐队成员磕药后上台，用大段的即兴演奏征服观众，每首歌都长过 5 分钟。感恩至死的演唱会时间传奇般的延长到 5 个小时，他们和华纳签约的方式不是通常的按歌曲数量计费，而是“每 3 分钟半”。

事实上，感恩至死和杰斐逊飞机为代表的旧金山之声，只是迷幻摇滚中以现场演奏为特色的一派，还有一派是以披头士、唐纳文为代表，基于录音室技术的流行迷幻。

还记得那个叫 Michael Hollingshead 的英国人吗？他带着利里的《显灵体验》和 5000 份 LSD 回到英国，许多英国的摇滚乐手都因此经历了第一次 LSD “幻游”。其中对整个迷幻摇滚影响最大的是披头士。

从 1965 年的《橡胶灵魂》（Rubber Soul）开始，披头士的歌词不再只唱情歌。在 The Word 里，爱的观念超越了煤气厂角落的性爱描述；Nowhere Man 则检视迷幻药体验下的内心；She Said She Said 的灵感来自列侬第二次幻游的经历；吉他手乔治·哈里森第一次弹起了印度西塔琴；Tomorrow Never Knows 的歌词几乎都出自利里的《显灵体验》。

1967 年 6 月，披头士的第 8 张录音室专辑《胡椒中士的寂寞芳心俱乐部乐团》发行，它被不少人认为是披头士最重要的专辑，里面那首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是否真的是暗示 LSD，列侬一直没有承认。但粉丝们都这么想，披头士致敬音乐片 Across The Universe 选择这首歌作为结尾，画面光环迷离。BBC 后来倒是禁播了专辑里的另一首歌 A Day in the life，因为里面提到了 A Trip。

为了重现服用 LSD 时那种失真的感受，披头士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录音室中，1966 年 8 月 29 日是披头士的最后一次公开场合演唱会。披头士和天才制作人乔治·马丁在录音室里的成果，让唱片不再只是现场演出的录音，流行音乐真正进入了唱片的时代。

活跃于六七十年代的音乐制作人 Simon Napier Bell 从唱片工业的视角很好地总结了迷幻乐带来的改变，他说：“迷幻乐革命背后真正的力量来自唱片公司……迷幻音乐是专辑音乐，一张专辑是单曲的四倍贵。LSD 可说是最名副其实的药名了。它制造出来的英镑（Linbra）、先令（Solidi）和便士（Denarii），开始彻底影响这个工业。”

Album Rock，专辑摇滚时代这个摇滚史的名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 60 年代中期摇滚乐的变化。

唱片公司当然欢迎这样一个利润猛增的新时代，音乐节舞台则成为迷幻摇滚乐手脱离嬉皮士生活的一个开始。杰斐逊飞机跑到洛杉矶录音和 RCA 唱片签约，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摇滚巨星。1967 年的蒙特利音乐节成为好几个西海岸摇滚乐队商业化的跳板，哥伦比亚唱片签下老大哥与控股公司的主唱 Janis Joplin，Elektra 唱片则抢走爱合唱团和大门乐队（The Doors）……摇滚乐让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行业也在随后的几年经历整合。

如果说迷幻摇滚是旧金山嬉皮运动的配乐，那么《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Ken Kesey）和他组建的“快乐的捣蛋鬼”（Merry Pranksters）就是派对的“主办方”。对这群开着老校车横穿美国，边演奏摇滚乐边免费发放 LSD 的年轻学生来说，利里在纽约别墅里举办的冥想会和研讨会过于无聊，他们只是想开派对而已。

凯西和他的朋友们拿着“旧金山名誉市长”的货，在加州各地举行的“酸剂考验”（Acid Test）和摇滚演出，1965 年末开始的短短几个月，初次体验 LSD 幻游的年轻人可能比过去十年参与中情局实验或利里研究的人数都多。

“如果我们太害怕某种药物，我们就把它送到旧金山”——一名中情局情报人员

1969 年滚石乐队举办的阿特蒙音乐节上的暴力阴影，让派对以最不理想的方式告终，迎来 70 年代的世界仍然糟糕。

无论是和平反抗的嬉皮士，还是走上街头的新左派激进分子，作为一场以争取民权和反战为目标的运动，它在 1975 年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而暂告段落。

药品被禁止，年轻人们也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 1980 年代顺应里根总统创造了新保守主义，成为了“雅痞”。他们在经济上保守物质，但在社会价值上仍然不甘心被收编，在 1990 年代他们又选出了克林顿。

同样是在 1975 年，中情局的绝密文件在信息自由法之下公开，人们才知道这场运动爆发前还有一条中情局利用 LSD 进行思想控制实验的伏线。

这个名为 MK-Ultra（MK 即 Mind Control 的缩写）的项目是冷战时期中情局进行的一项绝密测试，该计划也构成了这两年热播的 Netflix 剧集《怪奇物语》中的背景。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瑞士化学家霍夫曼那场自行车之旅发生的一年以前，几千里外的华盛顿特区，一群美国科学家在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的前身的命令下开始了“吐真剂”（Truth Drug）的研究。咖啡因、酒精、巴比妥盐和麦斯卡林都试过了，大麻一度有希望，但也没能成功。霍夫曼 1947 年发表的报告让他们相信，无色无味、只需极小剂量就能发挥作用的 LSD 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吐真剂。

于是，多个代号不同的秘密计划启动，大量经费涌入 MK-Ultra 项目组，支持中情局进行人体测试。美国中央情报局第 10 任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后来作证说，全国当时共有 44 所高校、15 个研究基金会和制药公司、12 家医院和诊所、3 家刑事机构受雇进行 MK-Ultra 的研究，其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接受资助最多的两所机构。

中情局研究吐真剂一开始是为了辅助审讯。一份报告显示，中情局曾给一名美军高级官员服用 LSD，结果他供出了军方的一个顶级机密。但随着实验深入，他们发现 LSD 会让服用者产生幻想，招供的内容很可能有误。于是中情局又开始把它当成抗审讯药来研究，甚至常常在未行告知的情况下给一些军人下药，观察他们的反应。

一名叫奥尔森的美军化学药物研究人员，就曾在 1953 年喝下中情局加了 LSD 的威士忌后，从十楼跳下摔死，福特总统后来还亲自向奥尔森的遗孀道歉，赔偿 75 万美元。

“如果我们太害怕某种药物，以至于不敢在自己人身上实验，我们就把它送到旧金山。”

《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 Seymour Hersh 在 2012 年的一则调查报道中揭露，CIA 在旧金山拥有至少 3 处伪装成妓院的实验场所，行动代号为“午夜高潮”，女性特工会在旧金山当地的酒吧诱骗市民来到此处，给他们服用 LSD，观察其反应。

该项目一直持续到 1964 年才结束。

回看 LSD 的历史，它有趣的地方在于，一种单一合成药剂如何被不同的群体使用、感知，借由它创造灵感、出口或者是恐怖。

中情局创造的无疑是恐怖，而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催生出了另一批受到 LSD 启发的人。

“不如把它倒进自来水里，让所有人都 high 起来”——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个人电脑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基督教徒、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硕士 Myron Stolaroff 1961 年在湾区成立的“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开始了 LSD 的实验，其后 5 年，这个基金会带着超过 350 人进行了一次“幻游”，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计算机开发领域的重要先驱，比如鼠标的发明者道格·恩格尔巴特。

首批 153 名 LSD 受试者的临床表现报告里，用颇具电视购物广告的口吻写道：服用 LSD 后，83% 的受试者认为有持续性的有益效果，报告列举的行为改进包括，爱的能力增长 78%，更好地化解敌意 69%，增进交流 69%，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88%，人际关系改善 72%，焦虑感减退 66%，自信心增强 71%，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83%……

今天硅谷的形象往往和创业、叛逆、自由、随意这些词绑在一起。

但在 LSD 刚火起来那会儿，硅谷以及整个计算机业还是一个西装革履的行当。

计算机最早为破译密码和计算武器弹道而生，当它开始商用化的时候也只有大公司能用得起，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是 IBM、这个行当里的资本和客户大多在美国东海岸。在 1970 年代个人电脑爆发之前，已经积累起不少科技公司的硅谷也是为军队和大企业提供服务的地方。

最终打破那样一个世界的，是一群年轻时深受嬉皮士文化影响的人。

苹果那著名的 1984 广告就是那场胜利的写照。广告里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是老大哥在讲话：“今天我们欢庆《信息纯净法案》诞生一周年纪念……”底下的追随者都如同进行了额叶切除手术般木讷，而一位白衫红裤的少女冲了进来，把铁锤扔向屏幕。

后来创办《全球概览》的斯图尔特·布兰德也在“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的首批受试者中，不久后，他参观了斯坦福计算机中心，目睹了一些研究员沉迷史上最早的电子游戏之一“太空大战”——一群沉迷于计算机的年轻人魂不附体，让斯图尔特突然对多年后所谓的“网络空间” Cyberspace 有了模糊的认知。

深受布兰德影响的乔布斯是公开宣称服用 LSD 中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界人士之一。2001 年接受采访时他一边展示 Macintosh 电脑新开发的 iTunes 程序，一边和记者聊起他始终认为服用 LSD 是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两三件事之一。

和乔布斯一起推动个人电脑普及的盖茨同样服用过 LSD。他 1994 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被问及 LSD 时说自己 25 岁之前曾做过“后来人生中都不再接触的事“。

像盖茨一样，乔布斯其实也在 21 岁创办苹果之后就不再服用 LSD。“苹果一成立，史蒂夫就非常专注于让它成功……他不需要迷幻剂。”根据计算机科学家、苹果的早期员工 Daniel Kottke 在乔布斯去世后的采访，他们当年都阅读过《此时此地》（Be Here Now）这本书。书的作者正是利里在哈佛一起研究 LSD 的助理教授理查德·阿尔伯特。

但乔布斯老了之后也没有遮掩。霍夫曼曾应朋友 Rick Doblin 的请求于 2007 年致信乔布斯，希望他能资助瑞士心理学博士 Peter Gasser 的 LSD 研究，这是 LSD 销声匿迹后的首次心理治疗研究。这封信促成了乔布斯和 Doblin——“迷幻研究多学科协会”（MAPS）负责人的一通电话，虽然最后乔布斯没有出资，但他在电话里还说着：“不如把它（LSD）倒进自来水里，让所有人都 High 起来。”

当然，用过 LSD 的人千千万，盖茨和乔布斯也只有那两位而已。并且个人电脑的出现本身还是建立在 1970 年代芯片技术突破之上，英特尔成功将摩尔定律推进下去，让电脑变得廉价成为可能。

但具体到技术的实现，并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不论万维网的结构、鼠标的出现、还是被 Macintosh 普及的人机交互界面或者 iPhone 开始的多点触控交互方式，它们都是特定人在特定时间所做出特定选择的结果。

做出选择的那一代人，以及提出想法影响他们的人都是深受嬉皮士影响的一代。他们选择了“个人”作为计算机的未来。就像布兰德后来在《一切归功于嬉皮士》一文里写道：“反主流文化对中央集权权威的蔑视，不仅替各自为政的互联网，也为个人电脑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连蒂莫西·利里也主动跑来为个人电脑背书，在 90 年代把他的名言改写为“开机、启动、接入”（Tum on, Boot up, Jack in）。

这样的文化今天还能见到。Google 办公室的滑梯、扎克伯格的帽衫和 T 恤都是硅谷继承者们在告诉世界，他们和传统不一样，虽然他们其实已经是新的巨头、新的垄断者，挥舞着 IBM 从未有过的影响力。

LSD 已经重新在硅谷流行起来，但它的用户不再是打开大脑，而是和这片土地一样变得追求效率。

硅谷的工程师们开始流行微量服用约 10–20 微克的 LSD，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表现”。2015 至 2017 年，《金融时报》、《滚石杂志》、《GQ》、《连线》等媒体都报道了此事。一位 29 岁的创业公司负责人 Diane 说她“不喝咖啡，只服用 LSD”；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25 岁研究人员 Mike 则说：“比起告诉同事我周末有服用 LSD，我其实比较不敢随便透露前一晚喝了可乐。”

LSD 在硅谷成了另一种“聪明药”（以一种兴奋剂“安非他命”为主要成分），就像华尔街曾经的流行一样。

重回实验室

LSD 正在重新回到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的机构包括纽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苏黎世精神病学大学医院和伦敦帝国学院等等。

伦敦帝国学院 2016 年的一项研究非常关键。首次使用脑部扫描技术揭示了 LSD 作用于大脑的方式，研究发现，志愿者注射（而不是吞服）75 微克 LSD 后，非掌管视觉的大脑皮层也开始参与处理图像。

研究的负责人 Robin Carhart-Harris 博士解释说：“通常我们的大脑有多个独立网络来处理特定功能，例如视觉、动作、听觉，甚至更复杂的比如‘专注’。但在 LSD 的影响下，各个网络的分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整合、统一的大脑。”

“我们的解释是，LSD 减少了你对自我的整体感，”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心理学家 Katrin Preller 说。

简单来讲，LSD 让人类的自我消散，变得更加容易感受他人和周遭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 LSD 服用者会产生自己和世界合而为一的感觉。

伦敦帝国学院神经精神药理学教授 David Nutt 认为，LSD 的作用可被看作是扭转了我们从婴儿到成年后的诸多限制性思维。Nutt 激动地表示，他们等这个结果等了 50 年，其重要性对于神经科学来说，“相当于希格斯玻色子之于粒子物理学。”

关于 LSD 的科学研究在 1970 年代戛然而止。在此之前，学界曾就它的治疗潜力举行 4 次科学会议，发表数千篇论文。但随着媒体对 LSD 的关注转向嬉皮士运动的负面影响（一些学生在服用后跳出窗外）及美军内部 LSD 的流行，促使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推行了全面禁止 LSD 的联邦法案。

1969 年，依然在坚持研究 LSD 的保加利亚精神病学家玛丽娜·博亚德耶娃完成了她的论文——“通过 LSD-25 引导的拟精神病行为进行的实验性精神病学研究”，凭此获得了索菲亚医科大学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当她想要在军方的要求下进一步研究时，一直以来为她提供 LSD 的山德士公司代表伯奇先生说：“对不起女士，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存销毁了。”

由于大量研究集中在美国，美国禁了之后，制药公司没有动力继续生产 LSD。很快，所有的科研项目都无法拿到 LSD 进行研究。1971 年，联合国精神药物公约要求签约国禁止 LSD。个人还是很容易在各种渠道买到 LSD，但科学家不能这么干。就像《LSD 与美国梦》的作者 Jay Stevens 说的：“60 年代真正终结的是对 LSD 的科学研究。”

1960 年代曾进行 LSD 研究的实验精神病学家 Oscar Janiger 在一篇 1999 年的文章中说，他的研究发现一些服用 LSD 的艺术家拥有一个“学习曲线”，他们会逐渐找到在 LSD 状态下寻找创作灵感的方法。但他表示“即使在我开始研究的 45 年后，依然没有明确界定 LSD 核心要素的科学共识，也没有研究阐明 LSD 激发创造力的具体机制。”

进入 2000 年后，科学家们开始寻找 LSD 的替代品——利里最初尝试的毒蘑菇中的主要迷幻成分“费洛赛宾”（psilocybin）进行研究。“费洛赛宾的一大优点是很难拼写，而且没有得到广泛的负面宣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比尔·理查兹表示。

2017 年 5 月在加州奥克兰举行的“迷幻药科学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科学家聚集讨论各类迷幻药的医用价值。一位致力于解除禁药政策的英国活动人士 Amanda Fielding 说：“这些化合物已经变得极其忌讳，为了将它们融入社会，我们必须使用最好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它们如何对大脑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对人类有益。”

”如果不可预测依然是这种药物的特性，它就很难进入社会。”杰斐逊飞机的主唱 Grace Slick 曾在一部 LSD 的纪录片中说，“一方面，我会说它是一种‘绝妙的启迪’，另一方面，‘小心’，因为你可能跳出窗外。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瑞士巴塞尔，今年为 LSD 举办的 75 周年活动也邀请了世界各地的 LSD 研究者，一整天的议题包括“LSD的新临床研究”、“LSD 和精神分裂/迷幻疗法”、“LSD 与创造力”、“和阿尔伯特·霍夫曼一起生活的回忆”、“LSD 何时成为处方药？”……在关于某种药物的会议上，你很难见到像 LSD 这样如此掺杂科学、神秘主义和历史的复杂讨论。

也许有一天，这种药物将摆脱它的历史，成为类似吗啡的标准治疗手段。无论其他人是否接受这一点，至少这是霍夫曼本人所希望的。

霍夫曼后来指责蒂莫西·利里：“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不应该告诉所有人，甚至是小孩子来尝试 LSD。LSD 可以伤害你，让你发疯。但如果正确使用，迷幻药可以刺激我们婴孩时期才拥有、长大后失去的‘视觉体验’。”

在 2006 年的 100 岁生日时，霍夫曼接受了电视采访，他说自己仍然会偶尔服用 LSD，“现在，大多数人都住在大城市里，处于死寂的世界。他们登上月球，但甚至不知道如何看待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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