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两年多前的初夏，我参加单向街“文学之夜”加缪专场，和其他两位嘉宾聊起他对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影响和作品，以及想象加缪如果在世，会如何看待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发生在他的祖国法兰西的恐怖袭击事件，我还单独提到他对希腊传统的继承和他哲学中的理性精神。这时候其中一位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他有过一位科学界的好友，小庄不妨谈谈。当时我只能抱歉地回应道，对此还真不了解。

这个疑惑直到前不久无意中看到Brave Genius：A Scientist, a Philosopher, and Their Daring Adventures from the French Resistance to the Nobel Prize （后来发现有中译本《勇敢的天才》）一书时才彻底被解开，书的作者是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物学家、也是一位《纽约时报》科学版的专栏作家肖恩·卡罗尔（Sean B. Carroll），2009年曾以《非凡的生物：寻找物种起源的史诗冒险》一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他在成书于2013年的《勇敢的天才》中记叙了一位加缪同时期的重要科学家雅克·莫诺，以及他们在精神和现实世界里的交集，两人同参与了二战中的抵抗运动：加缪作为一位新闻记者，联合创办了法国抗战报刊《战斗》（Combat），发表文章谴责纳粹分子的残暴和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迫害；莫诺作为一位战斗指挥官，参加过游击队，甚至组织过对于匈牙利科学家的营救，他的妻子是一位犹太人，战争期间他只能把妻子和一双孩子送到乡下避难。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和我一样，对于加缪很早就熟知，但对于莫诺却缺乏必要的了解，事实上，这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一同通过乳糖酶实验揭示了基因调控，并预言了信使RNA的存在（次年经另一实验组证实），他们这项完成于1960年的工作，对于之后整个学科领域能够在接下来五年逐步完成破译遗传密码至关重要。而莫诺、雅各布还有莫诺的导师安德列·利沃夫（André Lwoff）也因“酶的遗传控制和病毒合成方面的发现”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1965年，当雅克·莫诺得知自己获得当年的诺奖那刻，他首先回忆起来的可能就是1957年加缪在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给自己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莫诺：我把最近的喧嚣抛在一旁给你写这封信，从心底里感激你给我的温暖来信，这意想不到的获奖给我的怀疑多于确信。但至少，我还有友情来帮助我面对这一切。我，在很多人当中感到孤独的一个人，只对少数几个人存有友情。你就是其中一个，我亲爱的莫诺，稳固的真挚的友情，至少得跟你说这么一次。我们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隔绝了彼此，但我们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阿尔贝·加缪

在加缪眼里，莫诺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他们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都曾历经生死，一次次濒临被捕。这两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真正相知相识发生在抵抗运动之后，说起来，还是“李森科事件”使他们成为了“联盟军”。

出身农民世家、毕业于基辅农学院的苏联生物学家里李森科，是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家们的噩梦。作为斯大林后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首席科学家，他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用拉马克理论来否定孟德尔基于豌豆实验的经典遗传学，1930年到1964年间，此人利用政治手腕对持不同学术意见者进行严酷打压，致使苏联的优秀科学家不少蒙冤而死，另有一些纷纷逃离，这股风气也波及到了东欧甚至更远的社会主义阵营。1948年，雅克·莫诺在《战斗》杂志（加缪于前一年离开该报）上撰写了一篇檄文La victoire de Lyssenko n’a aucun caractere scientifique，称李森科的胜利毫无科学性可言，他指出，这甚至不是一个政治投机主义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在苏联教条主义下对生物学形式的极大误导和破坏。

同时期的加缪，正在为反对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发声，就在这一年，莫诺参加了一个加缪主持的相关主题会议，两人一见如故，终成莫逆之交。

莫诺早年曾在美国留学，1930年代他还在加州理工学院时，鲍里斯·埃弗吕西曾鼓励他去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但他还是选择加入了T. H. 摩尔根的研究团队，后来在诺贝奖获奖致辞中，莫诺提到这一决定对自己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以果蝇杂交实验验证孟德尔遗传定律、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的现代实验生物学鼻祖摩尔根，给了这个年轻人获益终生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方法。莫诺在回到发法国后先是进入索邦大学做研究，后来去到巴斯德实验室，始终是一位坚定的达尔文理论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科学思想对加缪有不小启发，卡罗尔在书中提出一个猜测，认为加缪写于1951年的《反抗者》就反映了反对李森科事件在他内心的投射，以及他当时对于遗传理论的了解。同样的，作为加缪一直以来的读者，莫诺也在他的生物学思考中，反复触及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等问题，他于1971年出版了《偶然与必然》（Chance And Necessity）一书，书名来自于德谟克利特的名句“宇宙中存在的一切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果”。这本他不得不为“技术性措辞”太多和读者说抱歉的书，某种意义上，像极了一个《西西弗神话》的生物学解释，所以开篇就引用了《西西弗神话》的最后两段。180页小书写得极具文采，在“奇怪的客体”部分，他用科学证据说明，决定生物结构的内部力量与决定晶体形态的微观相互作用具有相同的性质，在“活机论和泛灵说”部分，他分析了柏格森、埃尔泽塞尔和波兰尼的相关言论，接下去的“麦克斯韦的恶魔”“微观控制论”“分子个体发育”“不变性和扰动”“前沿”“王国与黑暗”各有精彩。《勇敢的天才》中对《偶然与必然》提出的主要观点做出了一个归纳，大致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生物学揭示了人类出现是偶然的结果，而绝非什么天注定的计划；第二，所有从后一观点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所有基于这些传统信仰的道德和价值体系也是没有基础的，与现代社会产生了难以容忍的矛盾；第四，人类必须决定自己怎样活着、怎样行动，一个以知识、创造力和自由为最重要价值的世界才能最大地促进人的潜能。

加缪死后，莫诺以自己的言行继续着对自由的推动：1966年，马丁·路德·金去法国时，莫诺热情地把他介绍给会场上的听众，1968年他曾帮助过暴动中受伤的巴黎学生，他还声援过女性的生育解放运动，提倡使用避孕药。

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其实是三个天才的碰撞，作者肖恩·卡罗尔本身也是一位极其厉害的人物，他迄今已经有七本面向大众的著作问世，而第六本《勇敢的天才》应该是写得最辛苦的一本，整整用去了八年。卡罗尔后来在一篇专栏里回忆道，自己那一阵明显有些疯魔，每天都在念叨什么法国抵抗运动什么冷战，搞的实验室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纷纷投来鄙视的眼光，于是只好解释说，自己关注的乃是领域内的一位牛人前辈，只不过前辈同时也是一位和纳粹和斯大林做斗争的超级英雄。2011年他甚至找到了巴黎的警察局里面去翻莫诺的档案，因为1940年巴黎沦陷时他还呆在此地，卡罗尔直觉他该干点什么留下了痕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份被当年纳粹警察列为怀疑人的名单，第十五位，正是雅克·莫诺。

许多资料也来自卡罗尔对相关人士的采访，比如莫诺尚在人世的一位助手詹妮薇芙·诺夫拉德（Geneviève Noufflard），这是位长笛演奏家。至于为什么会有长笛演奏家加入，说起来也是一件趣事：抵抗运动时期，擅长音乐的雅克·莫诺还参加了一个音乐团体，用这个方式来打掩护，以便搜集情报破坏纳粹的行动。

我忍不住想，汉娜·阿伦特的《黑暗中的人们》其实也可以加上诸如莫诺和雅各布这样在战争、恐怖和极权之下依然坚守人类信念的一大批一战和二战时期的科学家，像是带着移动医疗X射线卡车冲上前线的玛丽·居里，像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元素周期表》的作者普里莫·莱维。

由于加缪1960年就车祸去世，莫诺也不算长寿，1975年因白血病去世，再加上如加缪所言，他和莫诺都太忙，两人作为好友交往的证据不多，卡罗尔为找到仅存的蛛丝马迹简直可说殚精竭虑，这当中多亏有莫诺两位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位奥利维尔的帮忙。奥利维尔也是一位地质学家，他在父亲的藏书和信件里反复翻找，甚至找到了一封信，里面是加缪在求助莫诺给自己的情人、女演员玛丽亚·加塞雷那生病的父亲找个靠谱的医生。顺带说一下，就在去年11月，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将父亲和玛丽亚·加塞雷的书信结集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终于可以知晓这段轰动一时的婚外情中的更多细节。

本文已发表于《财新周刊》2018年1月15日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