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简单化地把袁世凯当作曾国藩和李鸿章那代人的继承者，进而在“兵为将有”惯性思维模式的引导下，将北洋军看作他的私军，并认为这是他的政治军事资本和权力之源，一如湘军之于曾国藩和淮军之于李鸿章。
其实即使湘军和淮军也并不能被视为曾李的私军，其将领的任命也受朝廷的节制，虽然曾李有很大的发言权，部队的供给也并不能完全靠厘金解决，而要依靠中央政府预算提供的军饷，到北洋水师时代更是要靠中央财政收入。
而从预算角度来看，袁世凯大力推动成立的北洋军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更大。从一开始，朝廷的帮助对北洋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朝廷承担了其大约三分之二的年度资金。从 1903 年到 1906 年户部被撤销这几年间，户部为袁世凯在天津的北洋军提供了数百万两白银的财政支持，而这种支持很多时候是建立在牺牲南方省份利益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朝廷的帮助，单靠袁世凯从其辖下的直隶和其亲信辖下的山东筹措的资金，北洋军只会是一支规模很一般的军队，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的部队和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的部队没什么两样。
当然，必须承认袁世凯在朝廷的人脉资源和由此获得的影响力，对于北洋军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源挹注大有帮助。负责处理从京师转移资金到天津的中央政府机构是户部、兵部和练兵处。这三个机构都在袁世凯盟友和门生统管之下，因而确保了他们之间能够顺畅合作。
袁世凯个人对北洋军的控制，主要依靠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能够让北洋军从朝廷获得至关重要的管理和财政支持，但北洋军的最终控制权还是掌握在朝廷手中。因为和湘军及淮军不同，北洋军不是起源于地方团练，而是出于应对外来威胁，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建军路线。其组织结构是以日本现代军队为样板精心设计出来的，其官兵的资格标准更强调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背景，而不是个人和地域关系。也因此，大量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初级军官基本上没有太多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
这并不是说袁世凯本人没有培养北洋军各镇统制对自己的个人忠诚，事实上袁和北洋军高级军官像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袁早先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发展起来的个人交情基础上。但和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不同，北洋军的高级军官们能够在清廷的军事机构中确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地位，并与京师的大臣们建立起个人友谊。1903 年之后段、王、冯都先后被提拔到省级提督、练兵处和兵部重要位置。
只要袁世凯能够握有大权而且能得到朝廷的器重，像段、王、冯这些高级将领就会服从其统领，但这些人对袁的忠诚与其说是从严格的个人关系角度，不如说是出于专业和政治上的考虑，这一切都会因情势的变化而改变。
袁世凯、朝廷和北洋军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加持，北洋军办得好有利于提升袁在朝廷的话语权，而由此而来的更大的支持更有利于北洋军的发展，从而又抬升袁的地位。这种微妙的循环加持也出现在袁世凯、清廷和洋人之间。袁世凯对于清廷的影响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洋人尤其是英国人的支持和信任，这是在袁铁腕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清廷倚仗袁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则又提供了重要的加持。当然，拥有北洋军的指挥权也增加了袁与洋人们说话的分量，这又足以形成新的循环加持。而袁擅长的合纵连横以夷制夷也给人留下了长袖善舞之能臣的印象。
除了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建树外，袁世凯的权力也有部分来自改革者的角色。袁世凯在直隶相对成功推行的警政、教育和经济改革，体现了其政治才能，他比同时代的任何省级官员都更加致力于将改革推行到乡村地区，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教育领域。他大体赢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从而避免他们阻挠省级政府影响力向县级的扩展。
通过在这些改革中进行协调和提供必要的培训，也通过对地方官员进行灵活驾驭，袁世凯的省政府不但加强了在乡村的影响力，还受到了地方士绅的欢迎。在那些改革推行较为顺利的地方，当地士绅、地方官和袁世凯的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得到巩固。这也更加强化了其在列强心目中作为中国改革者和现代化推动者的角色地位。
袁世凯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他能够亲自挑选不少知县人选，并能通过自己在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使其获得任命，这一方面保证了知县的素质，也使其更易于为袁世凯所控制。
袁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来自地方士绅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教育改革更多给士绅的儿女们提供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通过警政改革而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令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直隶地方士绅感到满意，他们帮助袁世凯进行督导并提供资金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经营北洋军为其在直隶推行各种改革举措提供了重要的背书。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袁世凯也是足够幸运的，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和湖广总督端方等同样锐意于改革的封疆大吏们因为路权和农民叛乱而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丢了性命时，直隶相对而言可谓风平浪静。袁世凯在直隶进行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加之其表面上对宪政和自治的支持，为他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内地方士绅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朝廷的倚重、北洋军的加持、洋人的支持和地方士绅的拥戴构成了袁世凯似乎颠扑不破的权力来源，即使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失去朝廷的信任被边缘化之际，后三者的合力也能让他安然度过政治的惊涛骇浪并东山再起。
然而这些看似稳固的权力基础其实充满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当他千方百计地追求自己的权力最大化甚至不惜称帝，并认为这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先决条件时，此前支持他的士绅感到被背叛。而一战的爆发令其失去了英国人宝贵的奥援，这令其在对抗日本人的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因此导致的妥协与集权欲之间的巨大反差更削弱了其在士绅们心中的道义地位，毕竟把袁送上权力巅峰的辛亥革命就是发端于收回利权的保路运动。
当反袁运动蔚然成风时，袁世凯又绝望地发现以段祺瑞、冯国璋等为首的北洋军高级将领们对他的忠诚，从来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更不是无条件的。一个看似无比强大的由多重循环加持构成的权力之网迅即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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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建党伟业》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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